河南女子精神异常多年，一男子告诉她，合伙开公司一年赚300万。就这样女子被骗，开公司、抵押房产贷款百万元！很快，公司资金链断链，女子才意识到被骗，和家人一起找到男子，男子一句话让家人不能接受。 郭某平日安静少语，常一个人坐在屋里发呆。去年夏天的一天，她在公交站等车时，遇到一个自称“张总”的男子。那天阳光刺眼，张总笑得很热情，他说自己做生意，“能带她一年赚300万”。 郭某听不懂声音，也分不清真假。她没有拒绝，甚至有些高兴。 就这样，两人互加微信。张总每天发消息，问她吃饭了吗、想发财吗，甚至还说要带她去外地看项目。郭某从那以后，开始每天盯着手机发呆，脸上偶尔会笑。家人还以为她的病情好转，谁也没想到，这正是噩梦的开始。 不久，张总提出要以郭某的名义注册一家公司，说这样可以“避税”“方便操作”，只需要身份证和签名。郭某完全听他的。 几天后，公司注册完成，郭某成了“法人代表”。 随后，张总又让她用家里的房子做抵押，贷款四五十万元，还租下了二十多辆车。每次签合同、按手印、贷款，都是张总带着她去办。郭某什么都不懂，全程只是点头签字。 这些事，她的家人一无所知。直到几个月前，郭某的手机每天响个不停，全是催收电话。 “郭某女士，您贷款逾期，请尽快还款！”“车辆租赁费未结清，请联系公司负责人！” 起初家人以为是诈骗电话，可越听越不对劲。追问之下，郭某支支吾吾地说出“张总”的名字。 毕女士和家人顿时懵了。去银行一查，发现房子已经抵押出去，贷款高达一百多万。 他们一家人彻底崩溃。“她连手机银行都不会用，怎么可能自己贷款？” 记者跟随家人一起找到张总。面对镜头，张总一开始装作镇定，说：“郭某自己愿意干的，公司赚了钱她也能分红。” 毕女士当场亮出郭某的诊断书，白纸黑字写着——“精神障碍，无判断力，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张总脸色瞬间变了。记者问：“你明知道她是精神病人，还让她贷款抵押，这算什么？” 张总语无伦次地解释：“钱不是她用，是公司用，公司一直在还款，银行也没找她。” 记者追问：“那这些车呢？贷款的钱呢？” 张总支支吾吾，最后干脆抬头指天发誓：“钱不是我个人的，是公司用的。” 毕女士气得浑身发抖：“她都分不清东南西北，你还拿她开公司？她连‘公司’两个字都写不全！” 郭某也红着眼，拉着张总的衣服说：“你骗人！你说要带我赚300万！” 张总低下头不再说话，只是不停咳嗽，假装打电话推脱。 面对这一幕，记者与家人心知肚明：这不是“合伙做生意”，这是赤裸裸的欺骗与利用。 从法律角度看，郭某的情况具有典型的“利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经济诈骗”的特征。 根据《民法典》第2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而第157条明确：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无效。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损失。 也就是说，郭某以自己名义签下的合同、贷款、抵押，全部属于无效合同。她没有判断力，不能理解合同的含义，也就不具备签署的法律资格。 张总利用这一点，借郭某的名义开公司、贷款、租车，本质上是盗用身份实施诈骗。 根据《刑法》第193条：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数额较大，构成贷款诈骗罪。 此外，《刑法》第224条还规定：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 张总在明知郭某精神异常的情况下，仍使用她的身份信息操作贷款、签合同，其行为已涉嫌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并存。 从法律上讲，郭某不仅是“受害人”，还是被当作犯罪工具使用的“被利用者”。张总才是实际的行为人，应承担全部刑事责任。 同时，贷款机构若未核实贷款人的行为能力、未进行风险审查，也存在过错。银行有义务对借款人进行身份审核，若未识别其精神异常状态，需承担部分民事赔偿责任。 从社会层面看，这起案件反映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精神障碍患者的法律风险防线几乎是空白的。 在很多家庭，患病成员因为缺乏监护制度保护，极易被不法分子盯上。法律的冷静，正是为了防止人性的冷漠。 根据《民法典》第3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监护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也就是说，郭某的家人作为监护人，有权撤销、追究一切未经授权的行为。张总以她名义签合同，本身就属无效。 这也给社会敲响警钟。如果一个骗子能靠几句“带你发财”，就轻易拿到一个病人的身份证、房产证，能套出百万贷款，那就不仅是道德的沦丧，更是法律漏洞被人钻了空子。 所幸，法律最终不会让弱者白白受伤。 在媒体和警方介入后，张总被要求与郭某家人签署还款协议，由他承担剩余贷款。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但对郭某家人而言，信任被摧毁的那一刻，才是最沉重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