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冬夜，上海郊外寒风刺骨，荒地上雾气翻滚。午夜刚过，一辆没有牌照的卡车在破旧的乡道上颠簸前行，车斗里坐着一名年轻女子，手脚被铁链锁着。她的名字叫郑苹如，22岁。 车内的气息压抑。两名特务低头抽烟，烟灰不时掉落在车板上。她静静坐在角落，头发散乱，却神情镇定。那一身深灰色旗袍已经褪了色，袖口沾着干血，肩头还有被拽破的痕迹。 几小时前，她被从南京秘密押来。表面理由是“移送审讯”，其实是送去行刑。特务奉命行事，路途保密，不许留下任何文书记录。 郑苹如曾经是上海滩的名媛。她出身中日混血家庭，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银行职员，家境优渥。少年时读洋学堂，会英文、懂日语，曾登上《良友画报》封面。 许多人记得她那张照片：黑发垂肩，眼神清亮。没人会想到，这个曾出现在画报上的女子，会以“女特工”的身份死在荒郊。 押送途中没有任何声音。夜越来越深，上海郊外的风夹着潮气吹进车厢。她抬头看了看天，远处灯光模糊。似乎在这一刻，她终于明白，回不去了。 卡车停下。特务跳下车，四周漆黑，小树林里偶尔传来犬吠。有人点燃一盏马灯，微弱的火光照出一条泥路。女子被推下车，脚步有些踉跄，却没喊一声。 郑苹如的故事，要从上海沦陷说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成了半沦陷城市。街头依旧有舞厅、报馆、洋行，但暗处布满谍影。郑苹如当时21岁，仍常出入上流社交场合。她外语流利、长相出众，很快被国民党情报系统看中。 据后来档案记载，她在上海地下情报处接受过简单训练，负责打探日伪高官动向。她的身份天然有利——混血容貌、能讲日语、懂应酬，在汪伪政权势力圈中进退自如。 在上海滩的权力漩涡中，她与汪伪政府要员丁默邨有过接触。有人说她接近丁，是为了窃取情报；也有人说两人之间复杂难辨。无论如何，她掌握了不少秘密。 1940年初，丁默邨的特务机关查出她与中统有联系。行动迅速，逮捕干净。郑苹如在公寓被捕，搜出密码本和通信记录。 她被押进“76号”——汪伪特务机关的总部。那里是地狱。审讯手段残忍，逼供、毒打、电刑，她都撑过。特务要她交出上线，她一句不答。审讯持续三天，她始终沉默。 审讯官换了几次，连丁默邨也被惊动。据说他看了报告，只留下一句：“她知道太多，不宜久留。”处决命令很快下达。 她从此消失在档案中。没有庭审、没有公文、没有照片。只有一句冷冰冰的指令——“秘密执行”。 那夜押送她的，是三名特务。领头的人叫林之江，是汪伪情报处的干将，惯于处理“政治犯”。他曾说过一句话：“死人最安全。” 小树林四周一片寂静。雾越来越浓，脚下的泥地潮湿。林之江打开马灯，把光举在她脸前，像是要确认什么。年轻女子面色苍白，却没有畏惧。 多年以后，有传言说，她在那一刻开口了。她请求行刑者不要击毁她的容貌。理由有多种版本——有人说她想让母亲能在遗体中认出她；有人说她只是希望保留最后的尊严；也有人说，她怕被遗弃荒野后无人辨认。 行刑者的反应众说纷纭。有人称他犹豫了半天，最终点头；也有人说他面无表情，依命照射三枪。枪声在夜里炸开，群鸟惊起。她倒下的瞬间，马灯的光晃动了一下，灭了。 第二天清晨，路过的农人发现尸体。她穿着那件深灰旗袍，身体侧倒，脸上没有伤痕。手上仍戴着一只银手镯。 几天后，丁默邨的秘书在档案上补了一句：“已执行。”没有名字，没有地点。 多年以后，上海地下组织查证她的死，写下简单一句：“郑苹如，牺牲于1940年2月，年仅22岁。” 而“不要打我脸”这句话，从此成为传奇。 有人说她的美让行刑者不忍下手，有人说那句平静的请求让刽子手动容。事实早已模糊，但这句传言，留在了民间。 郑苹如的死，至今没有完整记录。特务档案在战后被销毁，留下的只有零散口述与媒体报道。她的名字出现在《抗战烈士名录》中，但关于“保全容貌”的那句遗言，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证明。 “临刑请求”这一细节首次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民间讲述中，之后被报刊、回忆录反复引用。人们愿意相信这个版本，因为它让故事更完整，也更有象征意味。她不是在求生，而是在选择死得体面。 从史料角度看，她确实被秘密处决；从叙事角度看，她被塑造成“民国最美间谍”，既有勇气也有悲剧。美貌成了她命运的一部分，也成了历史叙述的一种隐喻。 她死后多年，上海滩依旧灯红酒绿。人们喝咖啡、看戏剧，很少有人提起那场冬夜的枪声。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色·戒》的故事在香港流行，原型人物中再次提到郑苹如，才让她重新回到公众视线。 人们惊讶：原来那个在荒郊被枪决的女孩，不只是情报员，也曾是上海的社交女王。她活在两个世界——白天的宴会和夜晚的地下战线。她的结局既像谍战，也像命运。 她的坟无碑无名，确切地点不详。有人说她葬在苏州河边，也有人说被掩于城外荒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