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中的“巨婴”与“二五仔”现象，是道德堕落，还是文明异化的宿命？其实，这玩意并非中华文明独有，而是所有文明演进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结构性矛盾。 “巨婴”是指生理成熟而心理滞涩的个体，依赖性强且责任意识淡薄，恰如梁启超所说的“心中之奴隶”，其形为成人而神如稚子，体现的是个体社会化失败。 罗马皇帝尼禄将国家财政用于个人享乐，甚至纵火罗马城后吟诗作乐，典型的西方文明巨婴。苏格兰作家巴利的《不会长大的男孩》，象征拒绝成长的成人。这类人沉溺幻想、逃避责任，甚至抗拒婚姻家庭，被称为“彼得潘综合症”，其特点是“成人形态、儿童心态”。 国内有对饥民“无粟米充饥”，发出“何不食肉糜”荒诞反问的晋惠帝司马衷。再比如贾宝玉受贾府溺爱，生活能力缺失，家道中落后沦为乞丐，却仍依赖女性情感支持，属于典型的寄生型巨婴。 “二五仔”是指背叛集体或道义的投机者，在利益与忠诚之间反复摇摆，恰如《淮南子》所讥讽的“朝秦暮楚之徒”，反映的是共同体认同危机。中国历史上，这种“二五仔”数不胜数，又被称为叛徒或内奸，就拿三国时期的人物来说。 糜芳，这货作为刘备的姻亲和部下，在关羽败走麦城时坐视不救，导致关羽被杀，后又因惧罪投降东吴。这一行为又间接引发张飞被杀、刘备伐吴失败等连锁反应，被视为蜀汉衰落的转折点。 许攸，原为袁绍谋士，因不满袁绍多疑且不纳谏言，投靠曹操并献计火烧乌巢粮草，导致袁绍官渡之战惨败。后因恃功自傲被曹操部将许褚所杀。 张松，益州牧刘璋的谋士，暗藏西川地图欲献曹操，因受冷遇而转投刘备，联合法正出卖刘璋，引刘备入川夺取益州。被其兄告密后，全家被杀。 这些人都是极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通常会将背叛包装为“识时务”，实际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道义之上，并非为了普通百姓的利益。这种辩解策略与韩非子所说“八奸”中的“流行”之术高度契合，通过重构历史叙事，使背叛获得合法性外衣。 中华文明以农耕立基，宗法制度与儒家伦理为传统社会提供稳定框架。但这种高度集权的秩序在强化集体认同的同时，也压抑了个体的独立人格。 这种文化基因在现代化转型中并未消散，而是以新的形态延续：当代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过度庇护与阶层跃升的单一期待，催生了缺乏抗逆能力的“巨婴”。 他们就像《都挺好》中的苏明成式“成年婴儿”，在家庭庇护下逃避责任，却在外界压力中崩溃。这说明集体主义传统如果失去人文精神的平衡，就很容易沦为培育巨婴的土壤。 儒家思想强调“修齐治平”递进责任，但在实践中经常被简化为对血缘与地缘圈层的狭隘忠诚。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就深刻揭示了伦理同心圆结构：个体对家族和乡党等圈内人讲求“亲亲”，对圈外人则可能采取工具性态度。 这种伦理双轨制为“二五仔”的诞生提供了土壤，当集体利益与个体家族利益冲突时，对内的“忠”就很容易异化为对外的“叛”。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就是在家族生存与民族大义间的扭曲抉择。在王朝更迭的裂缝中，背叛成为其家族生存策略。 近40年以来，我们以压缩式现代化狂奔，传统价值体系与市场经济发生猛烈碰撞。金钱崇拜对儒家义利观造成严重侵蚀，部分个体就在物质浪潮中陷入了精神迷失，“巨婴”就是这种语境之下的适应性产物。 他们就像《小欢喜》中的方一凡，在应试教育与功利目标的夹缝中，缺乏对生命意义的深层建构；“二五仔”则源于对制度信任的缺失，当规则不明或执行不公时，投机就成了他们所谓的理性选择。 但巨婴与二五仔并非简单的道德堕落，而是文明演进中的“负产物”：前者是集体主义未完成现代性转化的残留，后者是伦理体系在制度缺陷下的应激反应。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看客”与“阿Q”，映射的是文明自我更新的艰难。 巨婴与二五仔是中华文明转型期的镜鉴，照见了历史重负与未来征途的纠缠。它们既是历史长河沉淀的“文化结石”，也是现代性冲击下的“精神创伤”。其根源深植于文明的结构性张力：集体与个体、传统与现代、伦理与利益的碰撞。 我们唯有在文化自觉中重构价值理性，在制度建设中筑牢公平底线，才能培育出既根植传统，又面向世界的健全人格。唯有如此，才能挣脱文明异化的轮回，培育出既懂“为万世开太平”的格局，又敢硬刚不公的“六边形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