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看守张学良长达25年的刘乙光终于得到了调任的命令，恢复了“自由”。在离别前张学良亲自与他合影，这让刘乙光非常震惊，因为在这25年的看守过程中，他没少虐待张学良！ 1962年。那年，张学良已经61岁了，被软禁的日子，比他意气风发的岁月还要长。刘乙光呢，也从一个年轻精干的小伙子，变成了64岁的糟老头子，鬓角都白了。他接到了调任的命令，这25年的看守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那天，告别宴上，气氛有点怪。按理说，张学良应该高兴啊，天天盯着自己的“牢头”终于走了。但张学良却亲自举杯，对众人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人能把另一个人的恨和情，都装进一个盒子里，这得经历多少事儿？ 咱们先说说这个“仇”字。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去，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蒋介石嘴上说着“兄弟情义”，转身就下了幽禁的命令。这差事，交给了戴笠。戴笠在军统里挑来挑去，最后相中了刘乙光。刘乙光是黄埔四期毕业的，枪法好，为人实在，关键是，能熬。戴笠看人准，他知道，这看守张学良的活儿，不是一天两天，得能坐得住，耐得住寂寞。刘乙光接受命令的时候，心里肯定也是忐忑的。毕竟，张学良可是曾经的少帅，大名鼎鼎，谁知道将来风云怎么变？ 可日子久了，这种敬畏和小心，就被权力给消磨了。刚开始，刘乙光对张学良还算客气，但随着时间推移，张学良复出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刘乙光心里的那份“敬畏”也就变成了不耐烦。他开始行使手中的权力，越来越随意，甚至有点变本加厉。 最让张学良窝火的，就是刘乙光的“小动作”。你得知道，被软禁的人，最盼望的就是外界的消息和亲友的慰问。可刘乙光经常扣下给张学良的物资。宋美龄心地善良，偶尔会托人送点东西，吃的用的都有。可这些东西，经常会莫名其妙地“丢失”。谁拿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刘乙光还特别喜欢截留亲友的来信和礼物，让张学良和外界的联系几乎断绝。 权力这东西，太容易让人上瘾了。刘乙光在管张学良的日常，简直就像管一个犯人。他家里人也跟着搬了进来，吵吵闹闹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原本就心情不好，还要面对这种嘈杂。赵四小姐原本是富家千金，跟着张学良受了这么多苦，心里本来就憋屈，现在连个安静的住处都不能保证，那种窝火和怨气，可想而知。 1947年，张学良实在忍不了了。他借着张治中来看望的机会，偷偷地让人带话给蒋介石和宋美龄，说自己就两个心愿：一是恢复自由，二是能不能别再和刘乙光一家人住在一起了。这事儿一闹，连宋美龄都觉得有点过分。要知道，当初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宋美龄和宋子文可是拍着胸脯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现在张学良被关得这么惨，她脸上也挂不住。这事儿最后捅到了蒋经国那儿，这才有了后来的调任。 这25年里，刘乙光用各种小手段折磨张学良，这笔账，张学良心里肯定记着。所以说他是“仇人”，一点都不夸张。 但奇怪的是，张学良又说他是“恩人”。这又怎么说呢？ 要解释这个“恩”字，咱们得把时间往回倒，回到1941年。 那年，张学良被软禁在贵州修文阳明洞。一天晚上，他突发急性阑尾炎。军统有规矩，张学良生病，必须由指定的医生来诊治。可是，当时人都不在身边，病情紧急，一分钟也耽搁不得。如果刘乙光按照规矩，死守着不放人，那张学良很可能就没命了。 可是，刘乙光这次没有死板。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立刻去找了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吴鼎昌。他向吴鼎昌说明情况，请求特事特办，赶紧把张学良送到贵阳的医院进行手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甚至把整个医院都包了下来。手术只用了不到40分钟，张学良的命保住了。 这事儿，张学良一辈子都记着。他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刘乙光稍微犹豫一下，或者非要等指定的医生来，他可能就没命了。这救命之恩，比任何东西都重。 其实，这俩人相处了25年，早就不是简单的看守和被看守的关系了。他们俩就像是一对特殊的“老朋友”，彼此都看透了对方的底。张学良知道刘乙光的难处，知道他只是个执行命令的人，他的苛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自己心里的恐惧和不安。而刘乙光也知道，张学良不是那种会无缘无故闹事的人，他俩之间，早就形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刘乙光走后，张学良的心情，用“如释重负”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他终于可以不用再面对那个冷脸、多疑的看守了。可是，时间久了，他反而会怀念起那段日子。人就是这么奇怪，你讨厌一个人，可当他从你的生活中彻底消失后，你又会觉得少了点什么。 刘乙光晚年过得很普通，没有了权力，也没有了往日的风光。他病逝的时候，消息没几个人知道。张学良听闻后，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他这个人，还是怀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