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汉奸陈公博，被枪毙的现场，临刑前他对身边的狱警说道：”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还没有等狱警回答，身边的法警看不下去了，催促着他赶紧“上路”，来到刑场后，法警拔枪就射，一颗子弹从驳壳枪中飞速射出，击穿陈公博的后脑，陈公博倒地后抽搐片刻，才气绝身亡。 1946年6月3日，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的刑场，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大汉奸陈公博就在这里，走到了他人生的终点。 那天，刑场外黑压压围了一圈人，都是来看这个二号汉奸最后下场的。要说陈公博当年也算是个人物，可这会儿，哪还有半点威风？据说在去刑场的路上，他就已经吓得腿软，走不动道，屎尿横流，全靠法警连拖带拽。 到了地方，法警让他跪下。他哆哆嗦嗦地还想交代“后事”，对着身边的狱警说：“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 还没等狱警搭话，旁边的法警早就听得不耐烦了，粗暴地打断他，催着他赶紧“上路”。一颗子弹从驳壳枪里呼啸而出，正中后脑。陈公博应声倒地，身子抽搐了几下，就再也没了动静。 看着眼前这滩烂泥，谁能想到，这个人在几十年前，还是个“根正苗红”的进步青年呢？ 陈公博的起点，其实比很多人都高。他1892年出生在广东一个官宦家庭，他爹是个思想开明的官员，打心底里支持革命。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陈公博从小就接触了不少新思想，15岁就跟着闹起了反清斗争。后来考上北京大学，更是如鱼得水，赶上五四运动那股大潮，很快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更厉害的是，他还作为广东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这是什么资历？要是他能一直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新中国的史册上，怎么也得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就在他准备去美国留学的前一年，家里出了大事。他父亲做生意时被土匪给杀了，家产被几个姨太太瓜分得一干二净，母亲也急火攻心，撒手人寰。一夜之间，陈公博从一个富家少爷，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留学的梦是碎了，连肚子都快填不饱。为了活下去，他听了朋友的建议，去参了军。凭着一股子聪明劲和在北大练就的笔杆子，他很快就在军队里崭露头角，当上了大队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汪精卫。 汪精卫那会儿可是国民党里响当当的人物，看陈公博是个人才，就主动提出资助他去美国留学。陈公博当时是什么心情？那是绝境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啊！他感激得涕泗横流，临走前，汪精卫还送了他一支钢笔，他更是把这份“知遇之恩”刻在了心里。 可到了国外，没了组织的约束，也没了生活的压力，陈公博的心就野了。他慢慢地把自己最初的信仰抛到了脑后，开始专心享受生活。1925年，当他学成归来时，已经彻底倒向了国民党。 如果说这只是个人政治选择，那接下来的事，就彻底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汪精卫那伙人公然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了伪政权。陈公博，这个曾经的中共一大代表，竟然也跟着去了，还当上了伪政府的“二号人物”。 那几年，他跟着汪精卫，没少干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勾当。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他们却在敌人的庇护下作威作福，嚣张至极。1944年，汪精卫病死在日本，陈公博顺理成章地成了伪政府的“头号人物”，继续他的汉奸生涯。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1945年，日本投降了。陈公博的好梦也该醒了。他像只没头苍蝇一样东躲西藏，最后还是在日本陆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帮助下，坐飞机逃到了日本京都。 你以为到了日本就安全了？那边的日子更不好过，没了利用价值的他，过得连条狗都不如。仅仅五十天后，中国军警就找上了门，把他押回了国内，关进了苏州的监狱。 在狱中，他还心有不甘，写下了长篇的自白书，拼命想为自己的汉奸行为开脱，说自己是为了“曲线救国”。可历史的罪证摆在那里，哪容得他狡辩？ 法庭最终宣判，陈公博犯叛国罪，判处死刑。临刑前，他还不死心，给蒋介石写了封信，信里竟然还在分析“党国前途”，想靠着对付共产党的“经验”来换自己一条命。可笑的是，那时候的蒋介石，躲他还来不及呢。 最让人觉得可悲又可恨的，是他临死前的那番话。他心心念念的，不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愧疚，而是汪精卫送的钢笔和日本天皇赏的勋章。这两样东西，一个是他卖身投靠的“信物”，一个是他卖国求荣的“奖赏”。他竟然想让这两样耻辱的象征，陪着自己下葬。这说明直到死，他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把汉奸的经历当成了一种“荣耀”。 法警的那颗子弹，不仅是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更是对这种无耻想法的最好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