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天，胶东半岛的一个小村庄里，13岁的陈敏学正在家里背诵日语课文。突然，两个端着枪的日本兵闯进了院子。“会说日语的小子，跟我们走！”其中一个用蹩脚的中国话吼道。 13岁的少年陈敏学在家中日语课本前蹙眉默诵。 突然，传来一阵粗暴的踹门声。 随后，两名持枪日军闯入，以烧房杀亲相威胁，强行将他带离。 从此，这个通晓日语的少年，被卷入战争的旋涡，开启了一段在刀尖上行走的隐秘岁月。 陈敏学与日语的渊源，始于数年前日军占领广州后推行的强制文化洗脑。 当时，他和许多中国孩子一样，被强制抓进日语学习班。 或许是他天资聪颖，加上当时的生存环境所迫，他很快便熟练的掌握了日语。 因此，他被日军像许多中国孩童一样，他被抓入日语学习班，天资聪颖加之生存所迫，使他很快熟练掌握日语。 也因此，他被日军岗田部队看中，征为翻译，并得一日名“铃木三郎”。 这重身份让他得以出入司令部，备受“信任”，却也让他背负了街坊邻里“小汉奸”、“小白眼狼”的骂名与白眼。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深夜。 一名东江纵队的联络员冒险潜入其家，直言：“我们知道你虽跟随日军，却曾暗中帮助过被捕乡亲。” 这番话，瞬间击中了陈敏学内心深处的委屈与未曾泯灭的民族良知。 联络员向他揭示了另一条道路。 “现在这重身份是更好的掩护，你可以利用现有身份，潜伏敌营，为游击队传递情报。” 这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险路，但陈敏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自此，“铃木三郎”的皮囊之下，跳动着一颗属于游击队员“陈敏学”的心脏。 他的潜伏生涯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危险与非凡的机智。 日军因他年幼且“乖巧”，常在他面前毫不避讳地谈论军事部署、扫荡计划与物资运输路线。 陈敏学则仔细牢记，将一个个关乎无数人生死的情报，传递出去。 有时是将纸条塞进为游击队送菜的老乡菜篮底层，有时是趁送文件之机，佯装跌倒，将情报迅速弃于路边草丛预定的位置。 甚至曾冒死连夜潜出据点，狂奔数里，只为准时将日军即将扫荡王家村的噩耗告知亲人，使全村百姓得以疏散，躲过灭顶之灾。 每日在为日军翻译情报之时，他总将“游击队在西山”译成“土匪在东南”，把“今夜运药”翻作“明晨送粮”。 在一次清乡行动前，他偷改地图坐标，让日军扑进沼泽地，而真正的地下医院早已转移三十里。 日军屡次行动失败后，虽内部清查，却从未怀疑到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小翻译”身上。 最险那次发生在安东洋行。 1944年，因行动接连受挫，日军特务机关中岛队长将目光锁定于他。 陈敏学被扔进审讯室，面对军官中岛审讯。 突然，抽刀架上他的脖颈，厉声的威胁与恐吓。 “铃木！你通敌！” 那一刻，死亡近在咫尺。 陈敏学以超乎年龄的镇定，将极度恐惧转化为完美的表演。 “我怕、怕八路砍头！” 眼泪滴在军刀上，竟让屠夫信了这懦弱。 他却趁拭泪间隙，将密报塞进花瓶。 最终侥幸骗过敌人，虎口脱险。 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曙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铃木三郎”站在游击队身旁，直面那些投降的、曾呼其日名的日军时，他掷地有声地宣告：“我不叫铃木三郎！我叫陈敏学，是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 这一刻，所有误解与屈辱得以洗刷，真相大白于天下。 百姓们恍然醒悟，昔日口中的“小汉奸”，实则是默默守护他们的无名英雄。 多年后广州立交桥下，老翁陈敏学常凝视车流。 孙女问起：“爷爷，你手腕上的刀疤是怎么回事？” 他却笑说：“少年时捉蟋蟀划的，不碍事！” 陈敏学的故事，是抗战史诗中一个独特而动人的章节。 他没有冲锋在正面战场，却战斗在敌人心脏。 他未曾发射一颗子弹，却用智慧挽救了无数生命。 他代表了那些在隐蔽战线上，承受巨大屈辱与心理压力，以非凡勇气和坚定信念进行秘密斗争的无数无名英雄。 他们的功勋，或许不为人熟知，却同样深刻地铸就了民族的胜利丰碑。 主要信源：（新华社——抗日小英雄陈敏学：13岁潜伏日军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