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顾历史，就会惊讶地发现，凡是毛主席领导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例如江西、福建和陕西，都没有土匪，因为就算有也都变成革命部队了。而其他地方，东北土匪是45年以后民主联军剿灭的，湘西、四川、西北、两广，还有上海青帮等匪患都是解放以后才肃清的。 嗯，那时候，新中国刚立。 说是“立”，其实还站不稳。城市里红旗挂起来了，可山里、乡下，乱得很。匪还在，成股的，散兵的，白天不动，夜里出没。 抢粮、劫人、打死干部，有时连驻军都不敢轻举妄动。光靠布告、口号、广播机，压不住那股子老劲儿。 人心不安，地盘守不住，谁站在这块地上，谁得把匪的事解决了。 一九五〇年，中央发了份文件，讲得干脆：剿灭土匪，建立新秩序。不是修辞，是任务。部队一听，又动了。打了这么多年仗，大家刚喘口气，又得上山。干部也跟着走村串寨，一手拿枪，一手拿喇叭，说政策、讲道理，劝投诚。 东北的情况不太一样，早在抗战结束那会儿，当地部队就开始剿匪。杨子荣的故事就是那时候出来的。人家那边进度快，秩序立得早。可一到西南、西北，就麻烦了。地形复杂，势力盘根错节，民族成分也多。加上旧势力残留，不少人一边看风向，一边捣乱。 青海那边，有个叫项谦的，是昂拉部落的千户，地位不小。解放军进青海，他先表态合作。可没过多久，又翻了脸，收了马步芳旧部送的银子和枪，拉队伍上山当起“反共军”军长。到处抢烧，还杀了干部。 照理说，这种人该立马剿掉。但习仲勋不急。他说得清楚，不能先打。中央那时候正筹划进藏，外面有人散布谣言，说解放军要屠杀藏族。如果这时候青海出事，就正好让人拿去说事。 所以劝。一次不成，来第二次。前后十七次，劝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佛教高人也上了，甚至请来了班禅代表。可项谦不搭理，还羞辱来人。晒太阳、断饮食、派人埋伏，全干过。 有的干部火了，说干脆打。习仲勋还是那句：再等等。直到项谦惹毛了自己人，部落内部有人跑出来求政府动手，局面才翻过来。部队出动，一仗打散了他的队伍。但就算这样，政府还是给他留口气。派人接着劝，把他的家人找来，说降。项谦最后下山了，交了枪，后来当了地方干部。 和他比，萧家璧就没这待遇。他是井冈山那边的，从红军起家那年就开始作对，几十年没停过，干的事一桩比一桩狠。毛主席下了话，要活捉，不许直接开枪。部队听令，捉住他送上审判台，当场处决。该宽的宽，该断的断。 还有个叫陈渠珍的，在湘西。他是个混得开的匪，有点手段，也干过几件好事。贺龙长征时，他让了条路，但也在后头跟着搅和。解放后，湖南那边劝了好几回，他答应起义。镇反那年，有人提议把他列进去，毛主席看了，说慎重。后来，他没事，还被安排到政协里开会。 贵州有个女匪首，陈莲珍，人送外号“陈大嫂”。会骑马，会双枪，年轻时名气不小。群众抓到她，恨得牙痒痒，呼声都喊出来了：该杀。毛主席没同意。他说，出了这么个女匪，又是少数民族，不该一抓就枪毙。她后来确实派上了用场，劝降了二十多个人，还包括几个头头。 西南还有桩事。龙绳曾，龙云的儿子，在昭通搞叛乱。那会儿他背地里接了蒋介石的任命，打着旗号组队，最后被剿灭。他是龙云唯一留在大陆的儿子，事闹大了，很多人都不好交代。毛主席没急，叫龙云自己回去处理。龙云看了材料，没多说话，只丢下一句：“我这个儿子很坏。”那就算交代了。 赵洪文国，也叫“双枪老太婆”，东北人。她抗战时确实打过仗，有名有姓。可建国后她在四川聚众，又杀了二百多名农会干部，事情闹大了。抓到她后，上面有人说情，连周总理都打了电话。但地方干部不松口，说这些血债压不住。她还是被处决了。毛主席说，家属别为难，该放就放。 这些人，有的被劝下来，有的当众处决，还有的变成了新政权的一分子。中间的拿捏很难。政策不光是文件上的字，真落到一个个身上，全靠人来判断。宽和严，怎么搭配，怎么落地，完全看现场。 毛主席有句话被反复提到：“不能一擒就杀。”说白了，就是多留一步，多看一步。不是每个人都值得留，但有些人留了，会有别的用。有的能拉拢人心，有的能稳住地方，有的干脆就是个信号。 到一九五三年，匪患基本清了。 乡下人晚上睡觉不用再藏家伙，干部走村串户也不再担心半路有人堵。土改开始铺开，供销社办起来，孩子们能坐进教室。秩序一点点扎下去。 国外研究也提过，说新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底层暴力的整合。听着高，但本质就是一句话：把匪收了，地就稳了。 可在老百姓心里，记住的不是这些理论。他们记得夜里再没听见马蹄声，记得山头上的人下来了，交了枪，也记得家门口那个脾气暴的老支书有一次哭了，说终于能过个安生日子。 没人喊口号，没人总结，风吹过，草动了动，就那样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