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南京军区收到解放马祖的命令，毛主席大怒：谁做的决定？ 1955年6月，华东沿海的军事局势牵动着中央高层的神经。解放金门、马祖，是中央军委的决策。1954年8月13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提出1956年底解放马祖岛、1957年底解放金门的作战任务。作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自然对这一重大军事行动格外关注。 这年春天，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大陈等岛屿相继解放，华东沿海军事斗争的重心开始转移到福建沿海地区。当时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认为，华东沿海军事斗争的重心已转移到福建沿海，解放马祖、金门的任务有可能提早完成。基于这种判断，粟裕开始积极推进相关的作战准备工作。 6月中旬，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来到北京参加集训。粟裕从在北京参加集训的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那里了解到，攻击马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不充分，预定参战部队仍在执行一年一度的训练计划，所需登陆船只还在400至700余公里以外尚未集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粟裕感到十分担忧。 6月18日，粟裕与副总参谋长陈赓一起约见了皮定均。在这次会面中，粟裕当时将3个茶杯摆成梯阶队形说：如果先打高登进展顺利，美帝又不出面干涉，则可以接着打北竿塘，再而南竿塘；如果情况不利，应以准备打北竿塘或南竿塘的第二、第三梯队增援第一梯队，用以巩固高登，反击敌之反扑。 然而，这次会见的工作人员没有作详细记录，后来造成了记忆误差。皮定均向南京军区和福建军区首长传达的粟裕指示是：“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 这个传达内容让南京军区大为震惊。南京军区研究后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时间准备无法实施。1955年6月19日，南京军区急电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报告上述意见。 与此同时，另一件事也在发生。粟裕指派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前往杭州组织空军入闽的准备工作，恰好被在杭州休养的毛主席发现。毛主席当即指示刘亚楼，空军暂时不要进入福建地区。 6月23日，毛主席从杭州返回北京。彭德怀立即向他汇报了南京军区关于马祖作战准备的电报。听到这个消息，毛主席脸色阴沉，严厉地质问：“谁做的决定？”当得知是粟裕总参谋长作出的决定时，毛主席更加不满。他指出，自己在6月13日已经通过刘亚楼告知粟裕，空军暂不进入闽省，对粟裕等人对中央军委沿海作战方针的理解表示深切担忧。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怀于7月8日召集了福建沿海作战会议。粟裕和陈赓在会上说明，会见皮定均时，只是说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3个岛同时攻击。皮定均可能是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尽管事情得到了澄清，但会议纪要不顾粟、陈二人的说明，仍然在注释中写上：“粟总长确曾指示，要全面准备，同时攻击。”这个会议纪要，经彭德怀审定后报请毛泽东批示。7月13日，毛泽东在这个会议纪要上批示：“六月十八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面对严厉的批评，粟裕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表示，自己在处理马祖战备问题上确实存在程序上的失误，没有严格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执行。毛主席虽然对粟裕进行了严厉批评，但仍然继续信任他，将福建沿海的作战任务继续交给他负责。 这件事看似得到了处理，但却为后来更大的风波埋下了伏笔。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1955年的马祖事件被重新提起，成为批判粟裕的重要罪状之一。1958年5月27日-7月22日，与刘伯承、萧克、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等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彭德怀、林彪、徐向前、聂荣臻、黄克诚等人的批判，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粟裕被迫在大小会议上检讨了8次，承担了几乎全部的罪名。 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从此，这位”常胜将军”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蒙冤岁月。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当有人建议粟裕可以趁机为自己申诉时，粟裕明确表示：“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并且说：“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这句话展现了一位老革命家的品格和胸怀。 直到1994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发表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审定的文章，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粟裕才得到了正式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