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一抗日英雄牺牲不久，妻子就主动跟了一个日本军官，不仅如此她还把15岁的女儿也“贡献”给了日本人，然而，多年后被行刑前，她的一句话，令人作呕。 1945年11月北平郊外的刑场边，一张破旧的木板上摆着几件零碎物件：半块没织完的粗布线，糖纸已经褪色的水果糖，还有一件缝着补丁的女童小棉袄。 围观百姓里，有人认出这是刘四娥女儿小翠的东西——就在半年前，小翠在日军慰安所里冻饿而死，临死前还攥着那半块糖。 此刻，这些遗物的主人刘四娥正穿着一身浆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站在刑场中央，面对百姓的怒骂与扔来的烂菜叶，突然扯出一抹冷笑：“我不就是想活下去嘛！” 这句话像根毒刺，扎进在场每个人的心里。谁能想到，八年前的刘四娥，还是个攥着丈夫银镯子、在村口哭送他奔赴战场的烈属？ 1937年7月，二十九军驻防南苑机场，刘四娥的丈夫是部队里的炊事兵。 出发前一晚，他把家里唯一的银镯子从手腕褪下来，塞到刘四娥手里，那时的刘四娥，总带着小翠在村口老槐树下等信，眼里满是对未来的盼头。 可这份盼头，在7月28日那天碎得彻底。日军猛攻南苑，丈夫为了保护给前线送粮的马车，被炮弹碎片击中，连完整的尸体都没能留下。 消息传来时，刘四娥正在煤油灯下给小翠缝棉袄，针线“啪嗒”掉在地上，最初，刘四娥是守着骨气的。 可日子的苦，比炮弹更能摧垮人。最小的儿子得了风寒，烧得直说胡话，没钱抓药，只能靠灌热水硬扛。 保长再次上门时，手里多了一包退烧药，放在桌上：“这是皇军给的，只要你帮着统计村里的粮食，以后这些都少不了。” 看着儿子烧得通红的小脸，刘四娥的手抖了。她拿起退烧药，说了句“就这一次”——可这“一次”，成了她背叛的开始。 第一次跟着保长去搜粮，她带着日军找到了老张邻居家的地窖，看着日军把一筐筐玉米搬上车，邻居的老婆跪在地上哭着求她“手下留情”，她却别过脸，攥紧了保长偷偷塞来的一块银元。 那银元硌得手心发疼，可她一想到家里的孩子能吃上白面，还是把心硬了下去。 为了保住这份“满足”，她变得越来越疯狂。 她开始主动打听游击队的消息，知道老张他们常在东山沟开会，就偷偷在沟口的槐树上系红布条； 有一次，日军根据她的情报，包围了正在开会的游击队，老张和五个队员当场牺牲，只有两个队员借着夜色逃脱。 那天，田中赏了她一箱罐头，她回家打开罐头，看着孩子们吃得满嘴油光，完全忘了老张曾帮她立墓碑、塞大洋的恩情。 1943年冬天，日军在华北大肆抓捕“慰安妇”，田中把刘四娥叫到炮楼，拍着桌子说“十天内凑够十个人，凑不够，你这房子就别住了”。 刘四娥挨家挨户去劝，可没人愿意把女儿推进火坑。眼看期限只剩三天，她目光突然落在正在织布线的小翠身上——女儿刚满15岁，眉眼清秀，若是送过去，说不定能“交差”。 可刚进门，日军就把她推进了一间小黑屋，小翠吓得哭喊“娘救我”，刘四娥却站在门外，手里攥着田中给的二十块大洋，脚像灌了铅一样挪不动。 村里的百姓知道后，有人想救小翠。老李的媳妇趁着给炮楼送菜，偷偷塞给小翠一个馒头，小翠哭着说“娘骗我，这里根本不是做工的地方”；还有人趁着夜色想爬进炮楼，却被日军发现，当场打了一顿。 可这些努力都没能留住小翠——1944年春天，她在慰安所里得了重病，日军不给医治，最后冻饿而死。田中告诉刘四娥消息时，只扔给她十块大洋：“人死了，这钱给你做补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刘四娥第一时间躲进了炮楼的地窖。她在里面待了三天，浑身发抖。 出来时，她换上最破的衣服，往脸上抹了把灰，逢人就哭着说“我是被日军胁迫的”，还拿出丈夫的烈士证明，想装成受害者。 可铁证不会说谎——老张的战友带着弹痕累累的军装来指认她，老李的媳妇抱着小翠的小棉袄跪在法庭外，连日军俘虏都供述“刘桑经常主动送情报，还帮我们找慰安妇”。 法庭上，法官念出她的罪行：出卖游击队员，导致十余人牺牲；逼迫亲生女儿做慰安妇，致其死亡；协助日军搜刮百姓粮食，数额巨大。 法官最终判处刘四娥死刑。听到判决时，她突然发疯似的冲向旁听席，喊着“我没错，我只是想活下去”，却被法警按住。 行刑前一晚，刘四娥要求狱卒给她烧热水，说“要洗干净了走”。第二天清晨，她穿着干净衣服站在刑场上，面对百姓的怒骂，依旧嘴硬。 直到枪声响起，她手里的银镯子掉在地上，滚到小翠的织布线旁——那是她丈夫留下的最后念想，也是她唯一没来得及变卖的“良心”。 抗战时期，像刘四娥这样的汉奸还有很多。他们为了一口饭、一件衣，背叛了国家与同胞，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刘四娥到死都觉得自己“只是想活下去”，可她忘了，真正的活着，不是苟且偷生，而是守住民族的气节，守住做人的底线。 信源：国民政府司法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