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2团副团长王近山未经请示就伏击日军。战后他带着缴获的香烟找旅长陈赓请罪，避重就轻地说自己未经请示就抽了日军大佐才能抽的烟。而陈赓旅长表示：“没啥，打赢了，我照样记你大功！” 1937年10月的晋东山区，冷风裹着硝烟灌进衣领，七亘村两侧的土坡上，枯草在风中抖得像筛糠。 772团副团长王近山趴在断墙后面，望远镜里日军辎重队的钢盔正顺着窄道慢慢挪动，马蹄子踏在冻土上的声音隔着老远都能听见。 他摸了摸怀里的怀表，指针刚过午时，离约定的合围时间还差两刻钟，可日军的骑兵已经钻进了伏击圈。 身边的连长攥着枪托，指节发白，王近山把烟头往地上一摁，低声吼了句“打”，土坡后的机枪立刻像爆豆子似的响了起来。 这时候没人顾得上想军纪。日军的辎重车队像条长蛇卡在窄道里，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战士们扔出的手榴弹在车厢里炸开，罐头和弹药滚得满地都是。 王近山提着驳壳枪冲下去时，正撞见通信兵抱着个铁皮箱子往回跑，箱子摔在地上，里面的香烟撒了出来，包装上的“旭日”商标在硝烟里看得格外清楚。 他顺手揣了一盒在怀里，这烟他认得，上次打扫战场时听老兵说过，是日军大佐级别才配抽的特供品。激战半个时辰，道上已经躺满了日军尸体，五辆卡车烧得噼啪作响，而八路军战士只有十来个挂了彩，有两个还是被流弹擦破了皮。 带着队伍押着俘虏往回走时，王近山的脚步越走越沉。按军纪，“未请示擅自开火”足够关禁闭，可刚才那情况，等电报送到旅部再等批复，日军早跑没影了。 进386旅旅部帐篷时，陈赓旅长正擦着他的勃朗宁手枪，枪管在油灯下亮得晃眼。王近山把铁皮烟盒往桌上一放，头埋得低低的：“旅长，我违令了。” 陈赓眼皮都没抬：“哦？毙了多少？”“三百多。”“缴获呢？”“机枪三挺，卡车五辆，还有……”他指了指桌上的烟盒。陈赓这才放下枪，拿起烟盒在手里转了转，突然笑出声：“你小子，倒会给我送礼。” 王近山梗着脖子请处分，没想到陈赓把烟往桌上一拍：“等你请示完，日军早把炮弹砸到我帐篷里了！”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戳在七亘村的位置：“战场之上，战机比军令重要！你今天敢在土坡上改命令，明天就能在枪林弹雨里带弟兄们活下来，这才是八路军的规矩！” 最后陈赓抓起烟盒塞回他怀里：“拿着，给你记大功！烟分给战士们，让他们也尝尝，打胜仗的滋味！”后来战士们说，那天分到的香烟味儿特别冲，抽着抽着眼泪就下来了，不是呛的，是高兴的。 这事说起来偶然，其实藏着八路军打仗的门道。就在王近山伏击的前几天，刘伯承师长带着参谋在七亘村土坡上蹲了大半天，风把枯草刮到脸上都没在意。 他抓起一把土捻碎了说：“看这道窄道，两侧土崖高两丈，日军车队进来，车轮子都掉不过头。”后来陈赓把任务交给王近山时，特意加了句“见机行事，别硬拼”。 这六个字看着简单，却是给前线指挥员的定心丸，上级要的是胜仗，不是死板的汇报。果然第二天，刘伯承又让人带话：“日军以为咱们打完就跑，我赌他们明天还走这条路。” 王近山一听就明白了。他连夜带着原班人马摸回七亘村，这次没藏在西头老地方，改在窄道东头的土崖后。战士们趴在枯草里，把机枪枪管擦得锃亮，子弹压了三排。 第二天晌午，日军辎重队果然又来了。领头的军官朝土坡上望了望，见只有风吹草动，挥挥手就让车队继续走。 等他们过了大半，王近山一声令下，土崖后的枪又响了。日军这次连滚带爬想撤退，可窄道里挤成一团，根本跑不动。 这两仗打下来，七亘村的土坡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弹坑，后来老乡们说，那年冬天雪化后，土里都能挖出弹壳。 有人说王近山运气好，撞上了陈赓这样开明的上司。可当时的抗战形势有多难？八路军的装备连日军的零头都赶不上，战士们平均三个人才能分到一支枪，子弹更是金贵得要命。 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事事都等请示，战机早跑没了。王近山敢拍板，是因为他摸透了日军的骄横，他们总以为八路军不敢硬碰硬。 陈赓敢担责，是明白战场瞬息万变，死抠规矩打不了胜仗，刘伯承敢在同一地点设两次伏，是吃准了对手按“兵法教条”打仗的死脑筋。这三层心思凑到一块儿，就有了七亘村的胜仗。 王近山这股“疯劲儿”不是天生的。他15岁参加红军，从鄂豫皖苏区打到长征路上，身上的伤疤比军功章还多。 在川陕苏区反围剿时，他带着一个连堵住国民党军一个旅，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最后全连只剩七个人，他自己肚子被划开一道口子，硬是用绑腿勒住伤口继续指挥。 这种敢打敢拼的性子，到了抗战时期就变成了在敌占区灵活机动的底气。 而陈赓对下属的包容也不是没原则，他黄埔一期毕业，比谁都清楚军纪重要，但更明白打鬼子不能墨守成规。后来他在给延安的电报里专门提到这次伏击战，说王近山“虽违令，但战机把握精准，宜嘉奖”。 七亘村的香烟成了这段历史的特殊注脚。那些烟后来分给了伤员和有功的战士，有人舍不得抽，就用锡纸包好藏在怀里，说要留到把日军赶出中国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