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一天，侦察员慌慌张张向新四军旅长王必成报告：“不好了，我在大街上看到前几天被捕的诸葛慎团长了！” 我在金坛县城大街上看到前几天被捕的诸葛慎团长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旅部瞬间安静下来。 要知道，诸葛慎作为47团团长兼金坛县抗日县长，一个月前刚因叛徒出卖被日军俘虏，如今突然出现在日军控制区的街头，旁边还有两个戴礼帽的人形影不离地跟着——这场景怎么看都透着诡异。 王必成旅长浓眉紧锁，但语气异常冷静：“叛变的可能性不大。”这份笃定源于对战友的深刻了解。诸葛慎和日军有着刻骨的血仇——1942年他的妻子林心平被日军逮捕后受尽酷刑，最后被肢解投入硫酸缸中惨死。 背负这样的仇恨，他怎么可能向敌人低头？王必成敏锐意识到，这更像是日军精心设计的“放长线钓大鱼”陷阱：假释诸葛慎作为诱饵，暗中布控，指望通过他顺藤摸瓜找到新四军指挥机关或地下联络网。 事实印证了王必成的判断。日军宪兵队长小泉确实打着阴险算盘。他们在狱中对诸葛慎用尽了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却始终撬不开他的嘴。 当硬手段彻底失效后，小泉才换上伪善面孔，假借“人道主义”名义释放他，暗地里派特务24小时盯梢。 而诸葛慎一出监狱大门就察觉到了身后的“尾巴”，这位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立刻看穿了敌人的把戏。 于是诸葛慎将计就计，上演了一出教科书级的反侦察戏码。他既不慌张联络组织，也不尝试归队，反而搬回金坛亲戚家，每天悠哉游哉地去茶馆喝茶、下棋，和街坊老头闲聊天，完全一副心灰意冷、不问世事的模样。 日军特务连盯半个月，汇报内容千篇一律“无异常”，连小泉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高估了这个书生团长。这种外松内紧的周旋，表面是闲云野鹤的淡定，内里却是刀尖跳舞的凶险，稍有不慎就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新四军方面同样没闲着。王必成在确认诸葛慎未叛变后，立即启动营救计划，派地下党员孙荣华设法接触。两人在茶馆对弈时，诸葛慎一句“孙兄，我想回家”的暗语，拉开了这场精心设计的逃脱大戏。 他们选择从城北臭水塘突围——这地方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连日军哨兵都懒得靠近，反而成了监控最薄弱的死角。 第二天日军发现人失踪时，诸葛慎早已安全归队。小泉队长气得直骂“巴嘎”，他精心布置的“钓鱼”计划，不仅没钓到大鱼，连鱼饵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脱险后的诸葛慎马不停蹄重返战场，在1944年苏中反“清乡”斗争和1945年春季攻势中继续让日军头疼不已。 而更具历史意味的是，这位从日军枪口下逃生的团长，六年后昂首挺胸站在了开国大典的现场。新中国成立后，他脱下军装转任常州首任市长，晚年嘱咐将骨灰撒在家乡长荡湖，要永远守望这片浴火重生的土地 回过头看这场“假释疑云”，其精彩之处远不止惊险的逃亡过程。日军玩弄的“放长线”权术，本质上是对人性弱点的算计，他们以为酷刑摧残后的革命者会本能地寻求组织庇护，却低估了信仰锻造的清醒与纪律。 诸葛慎在街头“散步”的每一步，都是对日寇心理战的无声嘲讽；而新四军不中计、不冒进、静待时机的营救策略，更展现出敌后战场另一种形式的韧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