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升回忆里，记载他当年和教员两人准备扮作叫花子游遍湖南，说“叫化做三年，给官都不干”。 结果刚过江，就饿得头昏脑涨，于是就准备找个读书人家化个缘。方法很别致，两人胡诌了几句诗，写成书信上门投贴，就硬着头皮去当地的翰林家里拜访。 长沙这个地方，一到夏天就有点燥。 1917年那个暑假，天气闷得让人坐不住。毛主席当时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念书，课是没停，但心思已经飘得挺远。他跟萧子升凑了一下，说干脆出去走一圈，看看外面的湖南到底长啥样。 说走就走，两人背了点行李，穿着草鞋出发了。 这不是普通的游学。 他们决定什么都不带、钱不花、住哪儿算哪儿。还真不是作秀，也不是苦行僧那一套。 就是想把自己扔到社会的缝里去，看看这个地方的人活得怎么样，官场是什么德行，百姓又是怎么熬过去的。计划是从长沙往西北，转个圈再回来，全靠讨饭和借宿。 刚开始的几天不太顺。 饿是真饿。找地方借宿也挺难，敲了几户门都被挡在外头。 有一回到了一个姓刘的翰林家，他们写了首小诗递进去，人家倒是让他们进了门，还给了饭吃。 算是开了个好头。但这样的好运碰不到几次。 接下来几天大多靠嘴硬、脸皮厚。饿着肚子，还得说得出一口漂亮话，不然谁理你。 到了安化那边，他们听说有个夏默庵，读书人，挺有名的，就想着登门拜访。 第一次被拒，第二次也没见着人。萧子升有点想放弃，毛主席坚持再去一趟。 第三回见了人，老先生甩了个对联过来，是考验还是看笑话，看不太出来。他们俩对了一下，倒也合格。夏默庵让进了门，拿出自己写的书稿给他们看，还聊了好一阵。 算是碰到了愿意交心的前辈。 但大多数时候不这么走运。晚上没地方住的时候，就睡在河边沙地上。 也不是说特别惨，就是冷。蚊子多，还潮。身上全是泥。白天赶路，晚上冻得发抖。 有一天两人蹲在河边，一个非要洗脚，一个说没必要那么讲究。一个像小伙子出门在外还想着体面，另一个觉得这时候讲体面就是笑话。两人一边吵一边笑。 走到益阳那天，想去县衙拜访，结果被门房骂出来，说是叫花子，不让靠近。 递了名片也没用，对方看都不看。两人索性坐在门口，谁撵也不走。 后来县长认出来了，说是以前在学校有点关系，才把他们请进去。前后这脸变得太快了。之前骂得凶，后来又点头哈腰。 他们不说话，但心里都明白，做人不能太看脸，可现实就是那么现实。 在益阳那几天，还听说了些事。 有个老衙役在茶摊上讲，说案子判得怎么乱，谁送礼谁赢。有钱人就算是错的，也能翻成对的。 老百姓要是没钱，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还有人提到县志里记着一个黄国旭，老百姓出身，带头反抗官府，被杀了。可当地人还记得他，说他是个有骨气的人。 有人还偷偷给他立了个碑。那碑不大，写着“苦死三生命，福荫九乡人”。 站在碑前的毛主席不说话，只是看了好一会儿。 这一路上，不光是看风景，也看人说话做事。有时也会争。毛主席觉得钱的力量害人，萧子升觉得是权力才让人变坏。两人争得挺凶，晚上围着火堆你一句我一句。 也不是非得争出个输赢，主要是这一路看得太多，压在心里，总得找个出口。 返程的时候，他们坐船回来。船上有两个官吏，为了一包烟吵得差点动手。 萧子升说，这不就是道德缺失？毛主席却觉得这事说不上道德不道德，这种小官身上压着多少规矩和束缚，心里苦得很。只是没人关心他们苦不苦，都只看他们姿态够不够体面。 回到长沙，毛主席给黎锦熙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里说，搞什么宪政、议会这些事儿，不顶用。那是枝节，救不了中国。要改，就得改人心，改想法。他早就觉得，问题不是制度怎么安排，是人怎么想，怎么信。 后来写《心之力》《体育之研究》，讲的也就是这点东西。身体强、心要定，国家才不会一盘散沙。那时候很多人讲国家层面的改革，可他关心的是街头巷尾那点琐事。 农民吃不饱饭、学生找不到工作、妇女没地位，这些问题不解决，光谈大局没意义。 这些想法不是从书里来的，是从一路走出来的。 从被人骂叫花子、被人接济饭菜、被县官白眼中走出来的。那时候也没人拍照，也没日记记下来，都是靠记在脑子里、写在纸上，慢慢拼起来的。 几十年后，他在延安提到这段事，说全程没花一文钱，靠的全是老百姓的饭菜和门口一块板凳。听上去轻描淡写，但那些夜晚，那些眼神，那些干硬的馒头，早都刻进骨头里了。 那天晚上，两人睡在河边。 萧子升还要洗脚，毛主席在旁边翻包，看看有没有剩下的铜板。 天很黑，只有一点月光，照得水面发亮。旁边一棵歪脖子树，树下有个小摊收摊晚了，老板娘正收拾锅。锅盖一揭，热气腾一下冒出来，味道飘过来，他们两个都坐直了身。 没人说话，都盯着那锅看了好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