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2日，四川省委秘书长张振亚带着杜信以及两名保卫干部驱车来到成都

1978年12月22日，四川省委秘书长张振亚带着杜信以及两名保卫干部驱车来到成都东郊火葬场，取回了彭德怀元帅的骨灰盒。在回省委的路上，杜信一直抱着彭总的骨灰盒，当车开到牛市口时，杜信叫司机把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前，他下去买了6尺红绸，将骨灰盒包了起来。 1978年12月22日，成都的街上起了冷风。 四川省委的小车出门，车上坐着四个人，带头的是张振亚，省委秘书长，后排坐着杜信，胳膊上紧紧抱着一个木盒子。 一路没人说话，车窗关得死死的，怕有寒气，也怕有别的。 那盒子很轻，但杜信抱得很紧。开到牛市口，他突然叫司机靠边停车，推门下车，走进一家布店。 没几分钟，他拎着一卷红绸布出来，把木盒子一层一层裹上，系了结，又捋了捋边角。 没人问他为啥这么做，但车里那几个人，眼神都不动声色地往外瞟了一眼。 他们知道那是什么，也知道那是谁的东西。 那盒子里，是彭德怀的骨灰。 这事讲起来，要从头理一遍。 1966年，成都刚刚入冬。 晚上，突然闯进彭住处，说是要把人带走。他没带行李，也没人送，一车人把他塞进火车，直往北京拉。 那以后，好几年没回过成都。 他被关在北京地质学院，不许自由走动。 1973年病得实在不行了，才送进301医院。查出是癌症，医生想尽办法抢救，但日子太久，折腾太狠，到1974年11月，人不行了。 那天是29号，下午三点多点，他走了。 死的时候没人守着，亲人连面都没见上。医院通知了彭梅魁，赶来时尸体已经快推走了。留给她的时间不多，只看了一眼。 那之后，骨灰没说去哪，也没人敢问。 直到1978年，中央准备为彭德怀平反，要办追悼会，骨灰的下落才成了事。 北京那边查了好一阵，线索断断续续，最后落到了成都。 消息是从他遗孀浦安修那里出来的。她说当年听战友提过，骨灰是李大章安排的，送到了四川。 当时谁也不敢明说，只是私底下讲了两句，没头没尾。可这已经比什么都强。中央派了两个人来成都，直接找到张振亚。 一听是“王川”的骨灰，张振亚一下子愣住了。 那是他亲手签字经手的名字。他一直记得有那么个盒子，但这些年过去，谁都不再提起。 他带人去了东郊火葬场，找到寄存架上的273号位，盒子还在，没动过，纸条还贴着，只不过颜色褪了些。 那盒子不是上档次的，也不体面，是粗糙木板钉的，四角不对称，边上有些毛刺。 辛自权是当年接盒子的人，干了十几年，也没见过这么寒碜的。可他没说啥，拿过盒子放进架子，编号写下，一写就是四年。 辛自权后来退休了，每隔一阵就回来看看。 他说怕新来的年轻人把盒子弄丢。他不认识“王川”，但看盒子的来头，心里清楚得很。这种不能问、也没人敢问的事，只能自己放心上。 那几年，来来去去的领导换了几个，知道这件事的越来越少。 杜信和张振亚有时候会偷偷过去瞄一眼，不说什么，就看一看，转身就走。 1978年那年，中央催得紧。 追悼会定在12月24日，盒子得在这之前送回北京，民航调了专机来接。 22日早上，省委派了人去火葬场，杜信也跟着。匣子一拿出来，他手一伸就接住了。 火葬场的风灌进走廊，几个工作人员不敢看多，只在旁边点头应声。 出了火葬场，车开上路。开到牛市口那会儿，杜信开口让停，他下车买了红绸布回来。 他说：“不能就这么抱着，总得包一下。”这话说得轻，却谁都听懂了。他手不抖，布捋得利利索索，打的结也紧。 红绸子包上去，盒子显得厚重了一些，也不像之前那样刺眼。 省委大院，办公室的门一推开，杜心源迎了出来。 他伸手接过木盒，动作慢，也稳。他把盒子放在自己办公桌上，看了一眼，说：“鞠个躬吧。”那一屋子人没说话，排成一排，脱帽，低头，三个鞠躬动作不齐，脚步声在地砖上响得很清楚。 下午，北京那边催得紧。 几位领导跟盒子一起去了机场，把东西交给了负责护送的人。飞机起飞前，杜信站在停机坪边上，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没戴回去。 追悼会在24号，人民大会堂。 悼词里提了他一生的事，说得平静，不动声色。现场安静，台下人不少红了眼圈。事办得体面，不冷清，也不喧哗。追悼会完后，骨灰安放到八宝山的第一室，和朱德、陈毅、贺龙在一排。 那一排石碑立着，字体沉稳，挨得不远。 1999年，亲属提了个申请，说想让他回老家。 那年年底，骨灰迁到湖南湘潭乌石寨。他的故乡，土路弯，山风紧，树长得密。陵园不是很大，但安静。当地人不说太多话，只在门口点了三柱香。 老火葬场早改了模样，寄存架也早没了。 可过去的那些人，有的还记得编号273。有的还记得那个登记表上写的是“王川，男，32岁”。也有人记得，那个冬天成都湿冷，杜信买布的时候穿了双胶鞋，底子已经磨平了。 事情就这样过了几十年，说起来不复杂，可每一段都有人心里翻了个底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