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毛主席专门设宴款待这些在国防科技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们，其中就包括刚从美国回国的钱学森。宴会当晚，钱学森早早地来到了会场，转悠了一大圈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座位，就在钱学森感到尴尬的时候，毛主席朝他招了招手。钱学森走到了主席身边，毛主席笑着说道：“你的名字是我划掉的！”毛主席为何要划掉钱学森的名字呢？ 原来，毛主席在审看宴会名单时，看到钱学森被安排在第37桌，他拿起笔，直接把钱学森的名字从后面划掉，然后亲手写在了自己身边。这“一划一提”，划掉的是普通的礼节，提上来的是一个国家对顶尖人才最顶级、最直白的重视。 宴席间，毛主席跟钱学森聊了很多。他那句广为流传的话就是在这时候说的：“美国人说你抵得上5个师，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我们缺枪少炮，但更缺的是造枪造炮的核心科技。毛主席的这句话，不仅是对钱学森个人的肯定，更是向全世界宣告：在新中国，顶尖的科学家，就是我们最核心的战略力量。 我写了这么多年历史，发现一个规律：一个时代的气质，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里。毛主席对科学家的尊重，可不只停留在这一顿饭、一句话上。他有一个更响亮的叫法，“三钱”。 这个“三钱”，指的就是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这个称呼，最早就是毛主席叫出来的。他用这种亲切又好记的方式，把这三位国之栋梁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了共和国的功勋柱上。 咱们先说说“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他的经历，更能体现出那份特殊的爱护。 1957年，风云突变，钱伟长因为发表了一些关于教育改革的看法，被打成了“右派”。在那个年代，这顶帽子有多重，大家都清楚。很多人因此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 钱伟长的命运眼看也要急转直下。可就在这时候，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他发话了，简单直接：“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 就这么一句话，保住了钱伟长。他没有被下放到北大荒，而是留在了清华大学的讲台上，继续搞他的研究。在那样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里，一句“最高指示”为一个知识分子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这是何等的胸怀和远见？他清楚地知道，谁才是建设国家真正需要的人。 我们再聊聊“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新中国要搞原子弹，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没技术、没人才、没设备，啥都没有。怎么干？毛主席选择的方式是——当学生。 1955年1月，在中南海，一次研究原子能发展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主席特意把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请来。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集体，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听科学家讲课。这个画面，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能说明问题。这就是信任，把国家命运交到科学家手里的那种绝对信任。 后来，钱三强被任命为二机部的副部长，是所有副部长里唯一的科学家。当时负责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对他说：“搞原子能，你是行家，就请你提建议，我们大家商讨决定。” 这种“行家”拍板的模式，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才有了后来我们震惊世界的“东方巨响”。钱三强后来回忆那段日子，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说白了，这种舒坦，源于一种被尊重、被信任的底气。 主席那晚的“特殊照顾”，钱学森用一生做了回应。 他回国前，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叫嚣：“我宁可枪毙了他，也不能让他回到红色中国！”为什么？因为钱学森脑子里装着的，是当时美国最前沿的火箭和导弹技术。 回国后，他面对的是一片空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急切地问他：“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的回答掷地有声：“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这股气，就是中国科学家的脊梁。 从“东风一号”的仿制成功，到“东风二号”发射失败后顶着巨大压力重新站起来，再到“两弹一星”的伟大功勋，钱学森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当初把他奉为座上宾的国家。 直到1974年，毛主席在病重时审定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他对周总理说，名单不看了，但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查查名单里有没有，没有就补上。 从1956年到1974年，近20年的时间，这份牵挂从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