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张女士是一个已婚身份的女性，因日常生活枯燥，偶然间使用手机的“摇一摇”功能，认识了同样姓张的男子。短暂的交流让两人迅速拉近距离，彼此间产生了见面的想法。2023年2月25日，张先生主动提出见面，还订好了一家酒店。张女士没有犹豫，当晚两人第一次见面，就直接在酒店房间发生了亲密关系。分别时，他们还约好以后会常联系。 几天后，3月3日晚，张女士再次联系张先生。她主动发消息想再见面，张先生欣然同意。当天晚上，两人约在公园，张先生开车接她。车开到一处人迹稀少的地方，两人再次在后排发生了关系。然而这一次，却成了悲剧的开端。结束后，张先生突然感到极度不适，胸口发紧，脸色苍白，呼吸困难。张女士慌了，虽然尝试进行心脏按压，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但张先生始终没有恢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双眼紧闭、身体逐渐冰凉，失去了呼吸。 在这一刻，张女士面临巨大的心理挣扎。她害怕张先生真的已经死亡，更害怕如果报警或者叫救护车，自己与张先生之间的关系会被揭开，进而影响到自己的家庭和名誉。最终，她没有拨打120，而是选择拿走张先生的手机离开，以为这样就能切断两人之间的联系证据。她独自逃离，留下张先生孤身一人倒在车内。 九天过去，张先生依然没有回家。家人焦急万分，最终报警。警方根据调查找到了车辆，张先生已经死亡。司法鉴定结论显示，他死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发作。真相曝光后，张先生的家属悲痛欲绝。在得知张女士当晚在场，却既未报警也未呼救，反而拿走手机离开的行为后，更是难以接受，认为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遂将其告上法庭，要求赔偿48万元。 案件进入审理后，焦点集中在张女士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法院的分析核心在于，她是否存在法律上的过错，以及这种过错与张先生的死亡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张女士在张先生发病时并未履行及时救助义务。虽然她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心脏按压，但没有拨打急救电话，而是在慌乱中离开现场，这一行为被认定为不作为的过错。 与此同时，法院也考虑了张先生自身的情况。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张先生明知自己有心脏病，仍选择进行剧烈的亲密行为，这是对自身健康的重大疏忽，是导致病发的主要原因。换言之，他的死亡与自身行为直接相关，张女士只是间接因素。 在赔偿问题上，《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因侵害造成人身损害的，应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合理费用。结合两人的行为链条，法院最终认定张女士应对张先生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一审判决要求她承担15%的责任，赔偿金额137043元。双方不服均上诉后，二审维持了责任比例，最终判决张女士赔偿138118.8元。张先生需自行承担85%的责任。 这一案件引发了公众广泛讨论。有人认为张女士虽然做错，但主要责任在张先生，法院判她承担15%责任算是宽容合理；也有人认为她的行为过于冷漠，至少在生命面前不应退缩，更不该拿走手机逃避。事实上，判决结果已经在法律与现实之间做出了权衡，既没有将全部责任推给她，也没有完全豁免。 更值得警醒的是，本案提醒人们两个重要的法律意识。其一，在公共或私人场合目睹他人突发疾病时，救助义务不可推卸。哪怕只是一个急救电话，也可能决定生死。隐私和名誉的顾虑不能成为逃避的借口，逃避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可能带来法律追责。其二，健康责任首先在自己。如果明知有重大疾病，却仍然漠视风险、放纵行为，那么一旦意外发生，结果只能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 生命是不可逆的，一次犹豫可能带来永久遗憾。张女士因为害怕暴露选择逃离，最终仍被法律追责；张先生因为忽视病情选择冒险，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法律在此案中既体现了理性，也发出了警示：生命至上，救助优先，责任自负。无论身处何种关系、何种境地，面对危机时的选择，往往才是决定命运的真正分水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