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6日，广州增城区的一处高档小区内，原本宁静的午后被一声巨响彻底打破。林先生的母亲正在绿道上散步，一个20寸行李箱竟从43层高空坠下，在她前方数米处重重砸地。行李箱猛然炸裂，衣物与碎片四处飞溅，吓得老人心脏狂跳，几乎瘫在地上。 幸运的是，她没有被直接击中。但谁都能想象，如果再往前一步，这场“虚惊”极可能演变成致命悲剧。 警方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通过物业监控和居民线索，很快锁定了涉事女子李某。她承认行李箱确实属于自己，但坚称“不是故意扔的”，而是因为和家人争吵时“没拿稳”，才从阳台坠落。她还辩解道：“反正也没砸到人，也没造成损失，应该不算犯法吧？” 然而，法律的逻辑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简单。警方经查发现，这个坠落的行李箱重量接近5公斤。换句话说，从43层约120米的高度坠下，其落地冲击力相当于上百公斤的物体砸落，足以致人重伤甚至死亡。 李某认为自己只是“失手”，但在刑法评价中，无论是故意抛掷还是过失坠落，只要行为人明知或应当预见危险性而未加防范，就必须承担责任。 《刑法》第291条之二明确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这一条款设立的初衷，就是防范高空坠物危害公共安全的巨大风险。因为此类行为侵害的不是某个特定人，而是所有可能经过的人群，其性质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李某一再强调没有砸到人。但在法律层面，高空抛物罪惩罚的是危险行为本身，而不是结果。换句话说，即使没有造成实际伤亡，只要行为具有重大危险性，就已经触法。正如本案，坠落地点是小区绿道，是老人、儿童频繁出入的公共区域，潜在危害极大，完全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 这种“危险行为”与酒驾类似——即便没发生事故，也依然违法。因为法律更强调预防风险，而不是等到悲剧发生后再追责。 在司法认定中，高空抛物既可能构成故意犯罪，也可能构成过失犯罪。若证据显示李某因争吵情绪激动，明知在阳台边缘搬动大件行李箱存在坠落风险，却仍未加防范，其行为至少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 根据《刑法》第115条，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情节严重的，同样要追究刑责。因此，李某的“没拿住”并不能成为免责理由。作为成年人，她应当预见后果，却因情绪激动而失去理智，未尽到应有的谨慎义务，这恰恰是法律所要规制的。 近年来，高空坠物事件频频见诸报端：有孩子被花盆砸伤，有路人被落下的杂物致残，甚至有人因此丧命。这类案件常常引发巨大社会关注，因为它具有极强的偶然性和不可预防性。 普通人走在小区、街道时，无法预测头顶何时会掉下危险物品。这正是法律要通过刑事惩戒来震慑的原因——维护公众对公共空间的安全期待。 在2020年起实施的《民法典》中，第1254条也明确规定，高空抛物造成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予以补偿。这体现了对受害者的举证责任减轻，也是司法保护的一种进步。 李某或许真心以为自己只是“不小心”，但法律告诉她：当一个可能随时夺走他人生命的行为发生时，这不再是生活中的小插曲，而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 对公众而言，本案的意义在于提醒：高空坠物不是偶然的“小事”，而是足以让人家破人亡的“恶性风险”。 每一次“没拿住”，都可能成为无法挽回的悲剧。法律之所以要严厉惩治，不是等人死伤后才追责，而是要在危险发生的那一刻就亮出红线。 换个角度想，如果这一次老人再快一步，今天我们讨论的就不是“惊吓”，而是“命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