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女儿杨拯陆在筹备婚礼期间离奇失踪，几日后，她的尸体出现在冰雪之中，全身泥渍，满身伤痕，就连手指也被僵硬的插入泥土之中，人们还发现她怀里似乎死死地护着一个东西……
1958年的新疆戈壁滩，雪下得能埋住人的脚印。三天后，人们终于在一个背风的土坡下，找到了那个蜷缩着的身影。
她才22岁，全身冻得僵硬，双手却死死地插在泥土里，怀里还护着一个东西。她是谁？一个本该待在闺房试穿婚纱的姑娘，怎么会倒在这片无人区？
她的名字叫杨拯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但一定听过她父亲——杨虎城。作为西安事变的英雄，父亲的血脉给了她荣光，也给了她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被秘密关押，最终遇害，连骨灰都没留下。母亲也在颠沛流离中早逝。
是外婆拉扯着她和姐姐，隐姓埋名，从西安一路躲到四川。那段童年，记忆里全是啃不完的干粮和裹不暖的棉被。
大概十岁那年，父亲遇害的消息传来，她紧紧握着父亲留下的旧怀表，心里默默发誓：要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
这誓言，成了她人生的底色。长大后，凭着“杨虎城之女”的身份，她本可以选一条轻松的路。但她偏不，她就是要跟自己“较劲”。
1953年或1954年高考时，她毅然决然地报考了西北大学的石油地质专业。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个冷门，是公认的“男人干的活”，意味着要常年在荒郊野外风餐露宿。
老师都劝她：“姑娘家，扛不住的。”她却说：“国家缺石油，钻机在哪里，我就该在哪里。”新中国刚起步，工业的血液——石油，极度依赖进口。
她知道国家需要什么。大学四年的时光里，她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学习上，活像铆足了劲往前冲。
图书馆里，最后熄灭的那盏灯总与她有关；书页一遍遍翻过，连指尖都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她却从没停下脚步。
野外实习，她总是第一个扛起地质锤，跟着男同学翻山越岭，晒得像个黑炭，手上的老茧比谁都厚。
时光定格在 1957 年，当她顺利完成学业、从校园走出的那一刻，没有丝毫迟疑，转身便向着条件最为艰苦的新疆石油管理局出发，把青春的方向定在了那片需要奉献的土地。
戈壁滩的日子，夏天鞋底都能被烫化，冬天一口唾沫吐出去就成了冰坨子。谁也想不到，那般娴静温和的她，竟会背着几十斤重的仪器踏遍山河。
白日里，她俯身于荒野间测量数据、采集岩芯，指尖沾满尘土也毫不在意；待到夜幕降临，便蜷在狭小的帐篷里，借着马灯昏黄的光，一笔一画地整理资料、
绘制图纸，常常熬至深夜。同事们都服了，说这个“杨大小姐”比男人还能拼。
有一次沙尘暴掀翻了帐篷，所有人都在躲，她却死死抱着装资料的箱子趴在沙窝里，风停后第一句话就是：“还好，资料没丢。”
冬天，她的嘴唇冻得发紫，队友要把大衣让给她，她硬是推开，嘴上说着“身子骨硬朗，当年逃难比这苦多了”，可脱下鞋，脚后跟全是血泡。
1958年，她订婚了，未婚夫也是勘探队员。
两人约好，等年底勘探完重点区域就结婚。她从乌鲁木齐买回了做婚纱的布料，小心翼翼地藏在枕头下，夜深人静时总会拿出来摸一摸，眼里全是憧憬。
出事那天，本是她的轮休日，她该留在宿舍筹备婚礼。然而，队里前一日发现一处疑似油层的地质异常点，奈何数据匮乏。此情况如石压心，令她始终难以释怀。
临走前，她笑着跟队友说：“我去去就回，下午就能赶回来试穿婚纱。
而后，一人怀揣罗盘，手持地质锤，腋下夹着笔记本，毅然出门而去。他步伐沉稳，似怀揣着对未知的无尽探索渴望，奔赴那充满奥秘之地。
戈壁滩的天色从不是按常理出牌的，前一刻或许还透着敞亮，下一秒便翻了脸，任谁都没料到这般猝不及防的转变。
她刚走没多久，一场特大风雪铺天盖地而来，能见度不到一米，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多度。队友们等到天黑也不见她回来，疯了一样冲进雪地里搜救，可脚印早就被大雪覆盖，呼喊声也被狂风吞没。
三天后，人们找到了她。她蜷缩着，用身体最后的温度护着怀里的笔记本。
为了不让数据被风雪打湿，她把本子塞进怀里，用棉衣裹得严严实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凭着经验找到避风处，用双手死死插入冻土，把自己固定住，防止被狂风吹走。
她本可以扔掉本子，减轻负担，或许能多撑一会儿，但她没有。
她以生命守护的那本笔记本，页页写满地质数据，密密麻麻的字迹，似在诉说着她对地质事业的坚守，也见证着那段用生命铸就的奉献时光。
有人说，最后一页潦草地写着：“这里的石油储量可能超乎想象，就算死，也要把数据带出去。
亦有人言，末尾一行内容为：“疑似油层厚度约达3米，仍有待进一步核验。””无论哪一句，都足以惊心动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