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吴国桢在美国去世，留有2大遗憾，一个和邓公有关 “1983年仲秋，你陪我回趟上海，好吗？”病床上的吴国桢侧过头，小声征求夫人的意见。那一年，他已80岁，白发稀疏，却仍惦记着黄浦江边的晨雾与梧桐。回乡的念头，像一封迟迟未寄出的信，一直压在他的枕边。 他自认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可心中偏偏有两桩事始终放不下：一桩同包玉刚相关，一桩指向远在北京的邓公。第二年六月，突如其来的病变击垮了身体，这两桩未酬心愿由此定格为遗憾。要弄清其中原委，得把时间拨回到更早。 1903年冬，他出生于鄂西山城建始的书香之家。家境不算富裕，但祖父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十岁那年，他来到天津南开中学，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周恩来。两个少年都热衷演讲，一场校内辩论赛让彼此相识。吴国桢口齿清晰，周恩来思路缜密，台下的掌声让他们在走廊里攀谈良久。没过多久，两人互赠照片，结为异姓兄弟。 短暂的同窗后是分道扬镳。周恩来赴日本，吴国桢考入清华，在四季如画的燕园里完成本科，又远渡大洋求学五年，拿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博士论文谈自由主义与东方礼制，他自嘲：“写得满纸西风东韵，未必有多少人看得懂。” 1926年初春，吴国桢回到上海，在光华大学教伦理学。恰在此时，他结识了政坛前辈张群。张群一句“年轻人，读书人也需入世”，把他拉进国民党政坛。蒋介石对高学历干部颇为看重，吴国桢被选作私人秘书。秘书的差事琐碎，但他擅长用数据说话，很快就得到赏识。 他的仕途随后进入“快进模式”。29岁出任汉口市市长；不久，重庆成为战时陪都，他临危受命赶赴山城；抗战结束，他调职上海。在黄浦江两岸，他设立工人保障基金、整顿私营银行，声誉迅速攀升。民间有句俚语：“吴市长脾气急，办事却不拖泥。” 1948年圣诞节，北平寒风凛冽，解放区广播公布国民党战犯名单。颜惠庆浏览名单，看到吴国桢名列24，下意识皱眉。随后在西柏坡，他找毛泽东反映：“此人素来廉洁，何必列为战犯？”毛泽东并未正面辩解，只笑着答：“真心为民，随时欢迎；就像傅作义，早晚还是到这边来。”他又叮嘱颜惠庆转话给吴：“待在上海，百姓买账，就让他干到底。”这番话传出后，上海政商圈议论纷纷：“或许真有转圜余地。” 然而战局瞬息万变，吴国桢没等到劝降使者。淞沪前线崩溃，他被迫随蒋介石撤离，终究与“留在上海”擦肩而过。周恩来半开玩笑地叹道：“要是老吴当时没走，该有多好！”言语里透着惋惜。 抵台初期，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这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职位。他推行土地改革试点，力邀经济学家提出“耕者有其田”草案；他还注意平抑米价，想给战后凋敝的岛屿一点喘息。然而，国民党内部山头林立。几条政令触动了既得利益，一场暗流开始酝酿。 1953年，台湾当局内部整肃气氛骤起，吴国桢被指“思想可疑”，接连受到冷遇。蒋介石默许政敌给他穿“小鞋”。在个人荣辱与家人安全之间，他最终选择挂印而去。翌年，他的所有职务被撤销，党籍也被注销。登机前，他仅向几位老部下挥手：“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随即黯然离台。 美国的新生活看似平静，却并不轻松。为谋生，他在纽约州立大学讲授亚洲政治，每周三节课，间或做华人社区义工。八十年代初，中美关系趋于缓和。老同学杜建时给他写信：“祖国巨变，你不回来看看？”那封信像火星落进心湖。吴国桢立即回信，并附上一篇万言短论，盛赞改革开放的魄力：“邓先生旋转乾坤，见到也做得到。”文字锋芒仍在。 邓颖超读完此信，动情地说：“老同学热忱不减。”随即转交给廖承志。不久，吴国桢夫妇收到正式邀请函，内容简洁：欢迎回国探亲访友，时间自己定。那一夜，他坐在书房，反复端详信纸，像年轻时拿到录取通知。 就在筹办归程的同时，他还惦念一件小事——为包玉刚传记写序。包玉刚当年是他在上海市政府公开招募的年轻顾问，后来成了“世界船王”。吴国桢认为这是自己眼光的“最佳注脚”。作家江南在美国旅游，愿意执笔。他们几次讨论提纲，都提到上海外滩的灯火。可惜，江南遇刺身亡，稿件搁浅，序言自然无从下笔。 于是，第一桩遗憾诞生：再也没有机会替旧部勾勒宏图。 更大的遗憾来自未能踏上国门。1984年6月6日凌晨，位于加州的医院突然拉响警报。医生赶到时，吴国桢已陷入昏迷，病因是主动脉夹层破裂。手术紧急进行六小时，终告回天乏术。护工整理遗物时，发现他的床头柜里放着一本邓小平文选，上面贴着回国机票行程表。 邓颖超得讯后，轻叹一句：“终究没赶上。”几天后，她托人带去花圈，并写下八个字——“情念故土，夙愿未偿”。能在天安门留名的人物，对昔日政坛对手如此评价，并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