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是如何从根本上破解了日军“以战养战”战略的？其实，就是通过人民战争创造一个无后方的战场。因为历史早就证明了，异族入侵者若想取胜，必须采取“以战养战”策略，务求每次军事行动都能获利，否则即便战术取胜，战略上依旧注定失败。 满清入主中原便是经典案例：通过培育大量伪军作战，自身充当督战队，凭借稳定后方提供的税收、兵源与粮食，以“三矿打一矿”的资源优势最终消灭了南明和抗清势力。其实，这一模式的核心，就在于维持后方的稳定与资源的持续汲取。 黄仁宇曾指出：“日本企图在中国复制满清的成功经验。”但它与满清的根本差异在于：满清没有遇到中国共产党，日本却遇到了。我们在敌后广泛建立的19块大型抗日根据地，使日军“以战养战”的算盘彻底落空。 1938年，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逊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军民一体的战斗组织，他们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等到1945年，我们已从抗战初期的5万余人扩张至132万，民兵达260万，形成“主力军-地方军-民兵”的人民战争网络。 侵华日军因此陷入“处处是前线，无地可后方”的困境，征收粮食、兵源皆成梦幻泡影，一旦出城就会遭受打击。所谓“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并非比喻，而是现实。 毛主席曾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理念在抗战中得到了充分实践，但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初期偏重主力部队，遇大股日军即撤退的策略，导致根据地群众在日军报复下遭受惨重损失，支持热情受挫。中共痛定思痛，决意坚守，化整为零，实施“干部下乡”策略。 党员干部率小分队深入险境，发动群众、训练民兵、组建武装，靠缴获装备、自主情报，实现从无到有、反客为主的逆袭。这一过程充满牺牲，赴敌后干部平均仅存活数月，但即便面对日、伪、国民党反动派及地主的多重威胁，我们依然前赴后继。 说实话，如果没有思想上的先进性、组织上的严密性以及个人的牺牲精神相结合，这种战略压根就不可能持久，更无法成功。英国战略学家哈特后来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争，是战争史上最完善的人民战争实践。” 在敌后的斗争，我们直接击中了日本战争机器的要害。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等资源富集省份，原本可以为日军提供巨大助力，却因敌后根据地的存在而变成“放血槽”。日军无法从中国大陆获取预期收益，只能南进东南亚，争夺欧美殖民地资源，从而引爆太平洋战争。 其实，即便没有太平洋战争，中国抗战胜利也只时间问题，日美开战只是加速了日军崩溃而已。另外，美国早期却扮演了并不光荣的角色。美国对日出口70%为军用物资与战略原料，包括石油、机床、军事装备，其对日援助远胜于对华。 美国学者比克斯在《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中揭露：“美国在1937-1939年间向日本提供的战略物资，实际上延长了中国的苦难。”正如当时美国议员所言：“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 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作为日本官方战史，多次强调日军战略重心从正面战场转向“治安战”，旨在对付中共根据地。中共武装被日方视为心腹大患，其全民游击战被评价为“更难以应付”。 1941年，华北日军与敌后根据地交战次数达17198次，平均每日近50次。尽管日方数据经常缩水，但依然可见战斗频度之密集。这份史料无疑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对日军造成的战略牵制，远超国民党正面战场。 东京大学历史教授纐缬厚则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实际上粉碎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基石。” 此外，敌后抗战还有另一大成就，那就是对社会基础进行改造。八路军进入山西时，太行山区许多村民依然以为自己身处大清，文盲率极高，国家意识极其薄弱。是中共通过组织、教育和动员等手段，将“一盘散沙”的民众转化为抗日力量，实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国民党军队虽进行过多次会战，但屡战屡败，节节后退，且缺乏有效的敌后游击力量。根据地不仅在敌占区坚持抗争，更保护了民众，争取了人心。甚至还救援了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使得美军主动要求派遣观战团赴延安一探究竟。 其实，中流砥柱，并不只是战功赫赫，更在于其能扭转战局、奠定胜势。在苦难与辉煌之间，正是这样的力量，撑起了中华民族的抗争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