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马步芳的报务主任熊维邦收到了两封绝密电报，他看都没看，就交给了曾庆良，曾庆良看到内容后，大吃一惊。 自西渡黄河以来，西路军在马家军的疯狂追剿下，历经古浪城头的血与火、高台城下的悲与壮，两万余名将士折损大半，最终只剩下千余人的残部，在李先念、程世才等指挥员的带领下，踩着祁连山的冰雪艰难西进。 青海军阀马步芳在3月上旬，接到了南京发来的密电，大意是西路军余部千余人沿祁连山腹地西进，让马步芳派兵追击、堵截。 马步芳当即写了两份标着 “十万火急” 的命令，一份令驻扎西宁的马步銮旅，火速抽调一个精锐骑兵团，取道都兰县，截断西路军南下的退路；另一份则急令仍在河西战场的青马骑兵指挥马彪，调遣骑兵星夜北上，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西路军残部困在祁连山中。 写完后，马步芳盖上大印，让参谋交给报务主任熊维邦。 熊维邦收到密码稿时，见已到了下班时间，便将密码稿递给了报务员曾庆良，说：“赶紧发，别磨磨蹭蹭的，我还等着回家吃饭呢。” 说完，熊维邦拉过一把椅子，靠在墙角闭目养神，。 曾庆良本是西路军电台的报务员，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当时马步芳急缺电台技术人员，便将曾庆良派去西宁电台。 曾庆良看了马步芳的密电内容后，很是震惊，他清楚马家军骑兵的速度了，一旦这两封电报发出，两支骑兵部队很快就能形成合围，西路军那千余名疲惫不堪的战士，恐怕连祁连山的出口都摸不到，就要全军覆没在这片冰雪戈壁里。 机房里，发报机的 “滴滴答答” 声此起彼伏，熊维邦不耐烦的催促：“发完了没？磨叽什么呢！” 曾庆良这边，假装熟练地敲击起电键，“滴滴答答” 的声音在机房里清晰地回荡，可手指却悄悄调整了发报频率，这个频率不在马家军预设的接收频段里，就算那边的电台收到信号，也只能听到一片杂乱的噪音，根本无法破译。 一刻钟后，曾庆良停下手指，说：“发完了！” 随后，曾庆良小心翼翼地将密码稿叠好，塞进熊维邦公文包的夹层里，又在值班日志上一笔一划地写下 “奉命发出急电两封，信号正常”，这才关掉机房的灯，走出了电台。 出来后，曾庆良抬头望向祁连山的方向，在心里默默祈祷：“你们一定要快点走，一定要冲出这片绝境啊！” 接下来的几天，马步芳每天都坐在公署的太师椅上，等着前线传来“捷报”，可左等右等，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直到3月中旬的一个清晨，参谋满头大汗地冲进来告诉马步芳，说堵截西路军失败。 马步芳勃然大怒，拨通了电务处主任赵焕耀的电话，质问：“给马步銮、马彪的电报发出去了没有？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行动？” 赵焕耀接到电话，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挂了电话就一路小跑赶往电台，见到台长张之俊，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吼道：“那两封急电怎么回事！你赶紧查！要是出了差错，咱们都得完蛋！” 张之俊也慌了神，连忙叫来了熊维邦：“快！赶紧查一下，几天前给马步銮、马彪的急电发出去了没有？” 熊维邦找到曾庆良，吼道：“我让你发的电报呢？怎么还在我包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你知道延误军电是什么罪名吗？是要砍头的！” 曾庆良平静的说：“熊主任，这几天祁连山那边刮大风，电台信号全是杂音，我试了好几次都发不出去，想着等天气好了再发，没想到您今天突然问起来了。” 张之俊拿起密码稿看了一眼，语气里满是怀疑：“你别想骗我们！就算有杂音，只要调整一下频段，也能发出去！你是不是故意扣下电报不发？” 熊维邦脸色惨白 ，他是报务主任，要是曾庆良真的有问题，他这个顶头上司肯定脱不了干系，到时候别说保住职位，能不能保住脑袋都是个问题。 熊维邦赶紧拉着赵焕耀和张之俊走到一边，压低声音说：“这事绝对不能让马主席知道！要是让他知道了，我们三个都得掉脑袋！不如就说这几天天气不好，祁连山那边刮大风，信号中断，电报没发出去。” 赵焕耀和张之俊对视一眼，点头同意了。 随后，三人硬着头皮走进了马步芳的公署，这时马步芳正一门心思盯着墙上的地图，琢磨着怎么调兵追击，听他们说 “因天气原因延误发报”，只是皱了皱眉，挥了挥手说：“行了行了，别找借口了！赶紧把电报发出去，让马彪从北路追，就算把祁连山翻过来，也要给拦住！” 就这样，三人有惊无险地逃过了一劫，而曾庆良也暂时安全了。 曾庆良这几天的拖延，为西路军余部争取到了关键的转移时间。当马家军的骑兵终于调整好部署，沿着祁连山疯狂追击时，李先念等人率领的西路军残部已经穿过了红柳峡。 全面抗战爆发后，曾庆良在老乡的帮助和红军援西军的配合下，一路辗转，抵达了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