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王树声病逝，周总理到场告别险被守卫战士拽倒，总理：对不起 “首长，请当心地面结冰！”——1974年1月8日上午十点，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告别厅外，一名年轻守卫匆忙伸手去扶面前那位身形消瘦的老人。衣襟一拽，周恩来踉跄了一下，抬头看了看战士，随即轻声道：“对不起，是我忘了把黑纱交还给你。”他微微欠身，把左臂缀着的黑纱递回去，然后扶了扶帽檐，继续向停放灵柩的房间走去。 在场的人下意识屏息。周恩来今年已七十六岁，步伐很稳，却透着难掩的疲惫。守卫有些发愣，被同僚轻轻推开才回过神来。这间医院里，他护送过不少首长，可第一次有人把自己的疏忽当成过错还要道歉。那声“对不起”，让原本冰冷的冬日长廊添了几分暖意，也让所有人意识到一件事——周总理的身体大不如前。 灵堂里摆放着王树声上将的遗像。照片上的他仍是那副熟悉的神态：厚唇，浓眉，目光刚毅。没人会想到，仅仅几周前，他还坚持在病床上翻阅国防科研简报，圈出一处处改进意见。癌痛来袭，他咬牙写到凌晨，护士推门时只听到纸笔摩擦的沙沙声。 时间线倒退三个月。1973年10月的一天，王树声拍着儿子王鲁光的肩：“毕业后先把身体养好，家里没别的要求。”话音刚落不到一周，儿子便在北京西单口被无轨电车挤倒，脊椎重伤。年轻人紧握父亲手腕：“爸爸，我完了！”那声哭喊把走廊里的战士都听哭了。可王树声只是拍着儿子的手背：“别怕，你还有脑子，腿交给轮椅，脑子可不能躺下。” 伤痛接踵而至。十一月中旬，王树声自感胸口吞咽不畅，本以为是老胃病，住院检查才发现是食道癌。确诊那天，他看见专家们面色凝重，直接发问：“是恶性的吧？别瞒我。”医生默默点头。王树声摆手：“病没什么，耽误工作才是大事。”这一句话，他对组织、对家人、也对自己说了三十多年。 治疗过程极其艰难。放疗时，他常把纱布咬得渗血也不肯按铃喊人。他不愿拖累医护，放弃部分镇痛药，只让护士固定时间输液。日子被疼痛切割成一小段一小段，他却仍坚持听新闻、记简报。有意思的是，只要谈到国防建设，整个人就像瞬间被接上电源，语速加快，声音洪亮，仿佛不是病人，而是在作战会议上下达命令的红军老总。 王树声与周恩来相识于鄂豫皖根据地。长征途中，两人曾在一口灶前喝过用高粱炒出的“黑咖啡”。那段往事不算轰轰烈烈，却让周恩来常挂在嘴边：“树声，肯吃苦，也能吃苦中之苦。”几十年风雨，彼此惺惺相惜。得知老战友病危，周恩来已身负膀胱癌之痛，仍坚持每周派人带去最新的国际资料。护士记得，王树声病床旁放着一个黄色文件袋，封面是总理批注的《中东战事动态》，密密麻麻，全是铅笔字。 1月7日凌晨，王树声体温骤降，血压无法维持。医生紧急抢救，两小时后宣告无效。家属守在床头，没听见他留下一句正式遗言。只在弥留时刻，他低声念了三个词：“军队、孩子、科研。”众人都懂，他放心不下的仍是那几件“工作”。 噩耗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没有多说，抬手示意秘书备车。途中他两度低头捂腹，秘书想劝，总理摆手：“时间紧，先去。”到了医院，他让身后工作人员停在外廊，独自步入灵堂。在灵柩前站定，敬了一个军礼，动作缓慢却极标准。随后，他把黑纱别在左臂，转身离开，才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有人议论守卫动作鲁莽，差点把总理拽倒；也有人惊觉，总理脸色比前些日子更灰白。事实归根结底一句话——周恩来自己已步入生命倒计时。从1966年查出冠心病，到1972年初被确认膀胱癌，他始终把病情压在公文之下。尼克松访华期间，他还拖着输液针套与外宾谈判。到1974年初，出血量已高到每日二百毫升，腰带从三尺收到两尺四，仍天天批示文件到深夜。 外界疑惑：毛泽东为何未亲赴病房送别王树声，也未在周恩来病重时探视？多年后，张玉凤披露实情——彼时毛泽东同样深陷疾病。肌肉萎缩、长年缺氧，让他无法长途挪动。即便这样，王树声病危通知和周恩来手术进展，仍被专人快马送到主席卧室。文件放到床边，毛泽东双手颤抖，一张张看，斗大的字写在批条上：“同意方案，继续救治。”文件角折痕清晰，像是用尽力气按出的。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那天夜里，毛泽东得报，费力支撑坐起，低声嘱咐把诗稿放到枕旁，又闭眼靠回枕头。房中只有呼吸机和钟表的滴答声。半年后，毛泽东也在北京离世。自此，那一代领袖的背影定格在史册。 王树声走得早，却留下一段有血有肉的人生。少年投身北伐，二十九岁就是红军师长；抗战、解放、抗美援朝，他几乎没离开过前线。1965年，当选为首届国防科委副主任，他把主要精力投向导弹与原子能领域；患癌后仍口述《战争回忆录》资料，堆满两大纸箱。那些手稿，今天在军事科学院档案室里还能看到，纸张泛黄，字迹坚硬，好似铅块敲在纸面。 周恩来在灵堂外对医务人员说过一句话：“树声离开，是部队的损失，国家的损失。”短短十四个字，沉甸甸。与其说是哀悼，更像郑重承诺：有人倒下，也得有人接过枪。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