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陈毅携夫人回老家乐至，张茜时年37岁，穿着朴素却难掩气质 “1959年4月12日下午两点，首长，前面就是乐至县城了。”司机压低嗓音向后座报告。陈毅推开车窗，风吹乱了他灰白的鬓发：“慢点，乡亲们的田埂，我二十多年没看过了。” 从抗战烽火到新中国成立，再到外长的办公桌，陈毅的脚步几乎从未停歇。四川乐至，这片教他认字、练剑、读古诗的土地，却始终留在心底。那年，他已58岁，腿伤常年隐隐作痛，一根黑色柚木手杖成了不可或缺的伙伴。同行的夫人张茜，37岁，灰布上衣配藏青长裙，头发简单束成低髻，朴素得像一个普通机关干部，但只要说起外语，发音干净利落，气质立刻凸显。 汽车离县政府还有三公里，陈毅忽然示意停车。他扶着拐杖一步步走到田畦边，蹲下捏了把泥土，问随行干部：“今年蚕种准备得怎样？”这句看似随口的询问，其实早在北京就翻阅过县里寄来的简报。乐至传统种桑养蚕，但五十年代末大跃进热潮里，县里打算上马钢铁小高炉，桑树被砍掉不少。陈毅不愿当面泼冷水，只提醒“农业根子不能动”，并提出“山区宜桑”的建议。 到县城已近傍晚。当地按照老规矩，男女分桌。陈毅少年闯上海，早把旧俗抛在脑后，可难得回乡，他欣然接受。桌上端来肥肠血旺、豆花兔、糍粑辣子鸡，这些都是他念念不忘的滋味。张茜悄悄走到男席，低声提醒：“医生交代海椒少吃。”陈毅瞅着她，苦笑一声：“家乡人情，胃和嗓子都想放纵。”话虽如此，他还是把第三杯包谷烧换成了温开水。 夜色沉下，县委汇报安排在食堂旁的小会议室。书记讲到炼铁计划时，两眼放光，场面热烈。陈毅听完，用乐至方言说道：“想把家底子都投进去，怕是‘脑壳有点热’。蚕桑是你们的手艺，别丢。”一句“脑壳有点热”，既留面子又点要害。散会后，书记松了口气：“首长还是护着咱们。”张茜把全部谈话记在本子里，准备带回北京给水产部、外贸部参考，她知道丈夫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第二天清早，陈毅带张茜去瓦屋坪看望堂兄。沿着泥泞村道，他时而停下，向娃娃们招招手。有人喊：“陈老总回来了！”旧宅的槐树已长至屋檐高，堂兄捧出一碗井水泡茶：“老弟，你如今是中央首长，咋还记得家门口这棵树？”陈毅指着枝叶说：“它的年纪比我还大，哪能忘？”张茜在一旁给老人削水果，言语不多，却处处得体。 午后，县文化馆请他们看川剧《拾玉镯》。这出戏陈毅少年时常看，如今在“戏中戏”结构里出现了“陈毅坐台下看戏”的环节，台上台下相映成趣。散场后，他笑着点评：“这主意新鲜，文化也是生产力。”剧团的小票友追到后台要签名，张茜用钢笔一笔一画写下“好生唱，不要耍嘴皮子”。简单一句话，乡音却让孩子们记了几十年。 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时间段，北京外交部正为亚非拉友好年活动忙得团团转，急需能以英语、俄语同时主持的“夫人角色”。周总理看名单时说了句：“张茜行。”张茜原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译介俄罗斯话剧，通知一到，立刻返回北京。车上，她向陈毅提出一个“技术性”问题：“陪外宾，礼服太花不行，太土也不行，我得找条界限。”陈毅哈哈大笑：“你那件灰裙子最简单，也最管用。”多年后，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仍记得这条灰裙子，它让他们认出了来自中国的那位外长夫人。 时间快转到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于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两个月后，张茜被诊断为乳腺癌。她对医护说：“先别告诉孩子，我得整理老陈的诗。”此后整整一年，她对着上万行的手稿，一字一句核对韵脚、平仄。有人劝她休息，她摇头：“这是他留给读者的东西，我得保证没有差错。”1973年，《陈毅诗词选集》交付印刷，她才答应住院开刀。手术后化疗反应剧烈，她依旧坚持看外文新闻，保持同职业译员同样的语感——“语言这东西，荒废三天就生疏”，她这样解释。 说起夫妻俩的相识，还得追溯到1940年新四军时期。那年，张茜在皖南文工团排练俄语话剧《瓦尔特在巴黎》；陈毅被戏里的俄文台词吸引，在后台问：“能不能教我一句‘同志们好’？”两年后，战火把他们推到不同战区，再重逢时已是淮海前线。张茜当场翻译美籍记者提问，陈毅看完记录本后说：“小张字写得好看，有文化。”从此，战地邂逅变成伴侣。 建国后，陈毅常在外事场合引用法语诗句，实际上背后大多是张茜准备的资料。她甚至为他配制了一本“袖珍外语卡片”，包括各国问候、历史典故、食品名称。有人调侃“外长口袋里揣着移动翻译机”，陈毅不以为意：“我口袋里装的，是张同志的学问。” 遗憾的是，陈毅与张茜共处的时间并不算长，真正能在家中安静对诗闲谈的日子加起来不足五年。然而在乐至那短短两天的行程里，乡亲们看见的却是惺惺相惜。老乡回忆：“陈总总是望着张茜笑。”有人问张茜为何总能站在他左侧，她回答：“他右腿不好，左边方便我扶。”细节无声，却最能说明情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