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开国少将向中央申请：“我脑袋受过伤，不适合当官，想回家当农民！”中央

1957年，开国少将向中央申请：“我脑袋受过伤，不适合当官，想回家当农民！”中央无奈，只好同意他的请求，谁曾想他却给中央带来一个惊喜！ 在北京的总政治部的桌上，一份报告人是甘祖昌，开国少将的内容，震惊了所有人！ “本人头部曾受重伤，时常晕眩，难以胜任领导工作。但体力尚可，愿回江西老家当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谁也想不到本可安享尊荣的开国功臣，竟主动脱下将服，偏要回家种地，当农民？ 然而，这并非一时意气，而是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兵，向组织递交的赤诚心声。 甘祖昌的伤病，并非来自烽火连天的战场，却烙印着同样惨烈的印记。 1949年，他随王震将军挺进新疆，担任后勤部长兼财务部长。 此时，十万大军筹措粮秣被服、保障供给的重担全在他一人身上。 新疆，这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广袤荒原，物资匮乏，环境恶劣。 甘祖昌殚精竭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在荒漠戈壁上，为剿匪平叛、戍边屯垦的将士们筑起了坚实的后盾。 1952年，一次例行外出执行任务途中，潜伏的匪特提前破坏了必经的木桥。 甘祖昌乘坐的吉普车猝不及防的掉进了河水中，剧烈的撞击让他头部遭受重创，当场昏迷不醒。 幸得同行战士拼死相救，紧急送医，才从死神手中夺回性命。 然而，脑震荡后遗症却从此紧紧跟随着他。 过度用脑会让他头痛难忍，甚至再次昏厥。 而后勤工作需要经常用脑，时刻保持清晰的思维。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愿意耽误进度试图处理亟待协调解决的难题。 然而，却再次被剧烈的头痛和眩晕击倒。 组织上安排他去条件优越的疗养院休养，但躺在安静的病房里，他依旧担心的工作。 最终，他无法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 “我是农民的儿子，身子骨还能动，怎能躺在功劳簿上吃闲饭？总得为老百姓干点实在事！” 这份对土地的眷恋和对奉献的渴望，最终让他挣扎的决定解甲归田，回归农民本色。 与其在高位上力不从心，不如回到还能使唤的力气地方。 1957年，甘祖昌携家带口，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江西莲花县坊楼乡沿背村。 没有衣锦还乡的喧闹，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 迎接他的，是乡亲们好奇又疑惑的目光。 人们打量着这位曾经的将军，一身旧军装，三个木箱，还有那几笼鸡鸭兔羊。 “这是新疆带回来的‘宝贝’！” 甘祖昌拍着笼子，对围观的乡亲们说，“往后，咱们一起搞生产，让村里换个新光景！” 豪言壮语落地，第二天清晨，他便兑现了承诺。 天蒙蒙亮，甘祖昌就扛着锄头，领着家人，直奔村外“虎形岭”的荒山坡。 眼前是两百多亩茅草丛生、乱石嶙峋的盐碱地，荒废已久，被老农们视为“种啥啥不长”的废地。 而甘祖昌却毫不在意，抡起锄头就是干！ 然而，板结的冻土，让刚砸下的锄头震得手臂发麻。 孩子们跟着父亲，小脚板在碎石地上磨出了血泡。 有人摇头叹息：“祖昌啊，这地荒了十几年了，白费力气！” 甘祖昌却十分坚定：“地是死的，人是活的！盐碱地也能变良田！” 他开始带头深翻，改良土壤，引进良种。 秋收时节，当红薯、萝卜堆满仓时，全村都沸腾了！ 将军的战场，彻底转移到了田间地头。 他不再是后勤部长，而是生产队长。 寒冬腊月，村里修建第一座水库。 甘祖昌带头跳进泥水中，搬石垒坝。 他甚至为了全村的生产，自掏腰包购买化肥、新式农具，还将从新疆带回的良种家禽分给乡亲们饲养。 他深知科技兴农的道理，四处奔走，引进农业新技术，推广科学种田。 二十九年如一日，甘祖昌将绝大部分工资和伤残补助金，总计七万九千余元，全部捐献给家乡建设。 当人们猜测将军家必定是青砖大瓦房时，走进他家的却无不震撼。 三代同堂十四口人，挤在三间低矮破旧的土坯房里。 他笑着说：“砖瓦要用在修桥铺路上，自家能住就行！” 1986年3月，八十一岁的甘祖昌躺在病榻上。 严重的脑伤后遗症和常年超负荷的劳作，早已透支了他的身体。 苏联医生当年断言他活不过六十岁的预言，被他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扎根土地的信念彻底打破。 此刻，他握着妻子龚全珍的手：“工资还有，拿去帮村里买化肥，别给我盖新屋！” 这是这位老将军、老农民最后的嘱托，心中所念，仍是那片他为之倾尽所有的土地和乡亲。 床前，儿女们泣不成声。 甘祖昌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主要信源：（甘祖昌：将军当农民的人生答卷——人民日报、中国军网-解放军报——将军农民”甘祖昌：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