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国一名志愿军战士，为娶一位朝鲜姑娘，选择留在朝鲜，放弃我国国籍。然而当他到了晚年时，却申请数次，想恢复国籍。 1958年，中国志愿军即将全部从朝鲜撤出，一切按部就班，直到王兴复递交了那封“就地复员”的申请，这封信改变了他的人生，也引发了一连串后来的曲折经历。 在那个以集体意志为重的时代，这样的选择不是简单的情感冲动，而是一场彻底的自我背叛，他从军人身份中剥离出来，也和国家的制度关系画上了问号。 抉择背后不是儿女情长那么简单，王兴复当时是部队中的普通后勤兵，没拿过功勋，也没有背景。 如果他愿意回国，至少能凭借志愿军经历获得安稳的岗位，或许还能被提干，而他当时年仅二十三岁，人生刚刚起步，选择留下，不光是丢掉未来，还要放弃身份证明，户口注销，无法再被官方认定为“自己人”。 让人动容的是，他明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却没犹豫太久，他没有把话说出来，但行为已经是答案，他不是在表达态度，而是下了一道永远不可能撤回的命令，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种“为爱赴死”的决断很难复刻，尤其在1958年，那是一个连恋爱都被严格审查的年代。 他递交的复员申请，从连队层层上报，直到中朝联合指挥部，反复推敲才获批，这件事在部队内部引起过震动，因为这种跨国婚姻破坏了组织框架对士兵的管控，也影响了整体形象。 但最后，这份坚持还是打动了上级，也许他们也明白，这不是什么轻浮的决定，而是一个人的全部人生押注。 战争结束不久，王兴复被安排在朝鲜平安南道的石岭村协助重建，那里什么都缺，瓦片不全的泥屋，打着补丁的屋顶，炸裂的墙角，冷得像是时间都不转了。 村子里他一句话也听不懂，交流靠手势，可就在这种极端孤独和贫瘠的环境中，他注意到了一个人。 吴玉实，一个17岁的姑娘，第一次见她，是在村里的修路队上，她干活比男的还快，汗水糊满了脸，但眼神里有种不服输的狠劲儿。 她的家几乎什么都没了，父亲早逝，两个哥哥在战争中先后牺牲，只剩她和病弱的母亲勉力度日，她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扛命运。 王兴复没说什么，第一次是给她送了一双旧胶鞋，第二次，是给她母亲修了房顶，后来他开始去她家帮忙干活，挑水、劈柴、刨地，只要有空，就会出现。 他没有明确表达过什么，但那些沉默的动作，足够清晰，两人开始尝试用笔写字、画图交流，她后来学会了几句中文，他则教她唱《义勇军进行曲》。 部队内部其实早就注意到了，他的上级找他谈过几次，也找她谈过，按当时纪律，应该强行拆散，可谈话后，一切反而变得更微妙。他们没被调走，也没被处分。 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处理方式，在军事系统中极少出现，这可能说明，连指挥员也看出了这不是冲动，而是真情。 他最终选择留下，不是一时脑热，而是长时间积累的决心， 留在朝鲜那年，王兴复才二十三岁，但他知道，这条路上不会只有爱情。 几年后，孩子陆续出生了，七个孩子，生活从柴米油盐一直延伸到国籍认定、身份安排，他虽然拿了朝鲜国籍，但从没改过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应该是。” 现实却比想象复杂得多，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一个曾主动放弃中国国籍的人，想带着孩子们重新建立法律意义上的中国身份，是个几乎不可能的事。 他向中国驻朝鲜使馆写过信、递过申请，有的被退回，有的被搁置，而他始终没说过苦，最多是在家门外抽根烟，看着北方的天发呆。 他的妻子吴玉实能感觉到他心里的沉重，1975年，妻子的母亲去世，这个家只剩下他们两人支撑，那时吴玉实开始学中文，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丈夫。 改革开放之后，终于等来了机会，他的身份被重新认定为“在朝华侨”，孩子们也被分成两批处理，四个拿了中国护照的先返回国内，他陪他们走了一段，转身又回到了那个寒冷的小村。 直到剩下的孩子和吴玉实的手续也都过关，一家人终于能以完整的姿态出现在祖国的土地上。 1981年，他终于回来了，这一次不是只身探亲，而是带着九口之家，真正意义上的“回家”。 他的孩子们逐渐适应了新生活，进学校、进工厂，有的还参军，吴玉实也慢慢融入当地社区，学会了东北话、会包饺子、贴春联。 别人问她适不适应，她说：“我丈夫在哪儿，我家就在哪儿，”她这一生没说过多少动听的话，但每一句都是掏心掏肺的实话。 王兴复回国之后，从未争过功，也没主动去找组织提补贴，他不爱说话，也很少参加聚会，但每年清明节，他都会穿上那套已经褪色的旧军装，自己坐车去烈士陵园，站在纪念碑前一动不动。 他活到九十岁，走的时候还是穿着那套军装，没有留什么遗言，也没交代后事，他的墓碑上没刻经历、没写荣誉，只留下短短十个字：“志愿军老兵，魂归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