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当年得罪了一些人，那么老人家得罪了到底是哪些人呢？ 有些人后来谈毛主席，总爱把“得罪”说成脾气问题，好像他只是话说得重，手段太硬。可放到当年的中国，事情没那么轻。新政权刚成立，旧社会留下来的门槛还在，田埂上有，账本里有，学校里有，医院里也有。 毛主席一次次伸手去推这些门槛，推一下，就有人脚下发麻。 西柏坡那间会场离北京不远。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工作重心要进城，许多人眼前已经出现机关、住房、车子、接待。 毛主席偏在这个时候讲“两个务必”。胜利还没完全坐稳，他先把干部的衣袖拽住，不让他们急着摆官架子。被这句话堵住的，是一批想把革命资历换成安稳日子的人。仗打完了，苦也吃够了，该轮到自己享受了，这种念头不一定写在纸上，却会藏在饭局、批条和公家仓库里。 1951年底，“三反”运动起来，国家机关、部队、国营企事业单位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被点到台前。刘青山、张子善案震动很大，两人不是旧官僚出身，而是参加过革命、当过地方领导的人。毛主席同意严办，等于把一条路堵死了：资格不能当护身符，功劳不能抵消贪腐。那些把公家东西当自家抽屉的人，从此知道，干部身份并不保险。 他得罪的，还有乡村里旧的当家人。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地、房屋、牲口、农具清出来，分给贫雇农。对一些人来说，那不是几亩田换了主人，而是村里的眼神变了。 过去佃户进门要低头，借粮要陪笑，婚丧嫁娶也绕不开大户。 土地重新分配后，穷人敢开口，敢坐在会上说话。那些习惯被人让路的人，不会真心喜欢这样的变化。 屋檐下也有旧秩序。 1950年《婚姻法》公布，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纳妾被明令禁止，妇女有了提出离婚和自主婚姻的法律依据。毛主席动了田地，也动了家门里的权力。父亲、丈夫、族长过去一句话能定女子半生，新法一来，许多家庭的算盘乱了。有人把这说成伤风败俗，有人骂妇女“不安分”，其实是家里的椅子少了一条腿，坐不稳了。 城市里的商人也有人记恨。1952年前后，“五反”运动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旧市场里不少规矩靠熟人、红包和两本账转动，新政权偏要把账本摊开。正常经营者要活，投机钻营者也想活，毛主席把刀口对准那些靠掏空国家和欺骗工人赚钱的人。这样一来，过去能用钱摆平的事，突然不灵了。 知识界的别扭更复杂。 毛主席需要知识分子，建工厂、办学校、搞科研，哪一样都离不开他们。他又不愿让知识成为高门槛，不愿让少数人用文凭和话语把工农挡在外面。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整风中，不少人批评机关作风和制度问题。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伤了许多人，这一笔不能轻轻抹过。可在同一段历史里，毛主席也确实打破了旧知识阶层的舒服位置：先生不能只向先生说话，文章不能只在小圈子里转，学问要面对生产、农村和普通人。 医疗系统也被挪过位置。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批评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城市，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城市大医院、名医生、好设备，过去离乡下人很远。这个指向一出来，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后来逐渐铺开。城里人会觉得资源被分走，专业人员会觉得辛苦，乡下人却第一次在村头看到能打针、会认常见病的人。 毛主席得罪的，是那些习惯把好东西只留在城里的人。 对外关系上，也有人心里发冷。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国家刚喘口气，又把人力物力投向前线。旧时代靠洋行、租界、外债和外国旗号活得顺的人，突然看见新中国不肯再按旧规矩低头。这个转身很硬，也很贵。 再往后，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要求参加劳动，青年人被动员到农村去。这里面有理想，也有沉重代价，许多家庭的日子被改写。政策走到个人身上，有人获得机会，也有人承受离散，日子落在纸面之外。毛主席的用力处在于，他一直怀疑脱离劳动的权力和脱离人民的知识。 他宁愿把人往基层推，推得急了，推得重了，也不愿看见新社会长出旧社会那套软垫子。 老人家当年得罪的，并不只是几类人名。 他得罪了把公权当私产的人，得罪了靠土地和债务压人的人，得罪了靠账本和关系吞国家便宜的人，得罪了把知识当身份围墙的人，也得罪了那些只愿让城市、机关、书斋占好处的人。最难受的地方在这里：他让很多原本坐得稳的人挪了位置，又让许多原本没座位的人站到屋子中间。 灯亮起来时，屋里有掌声，也有咳嗽声，还有人把脸转到暗处，不肯出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