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带后富”是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一个理想，其实国家在减少贫富差距方面做了全世界

“先富带后富”是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一个理想，其实国家在减少贫富差距方面做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努力。比如，中国的扶贫攻坚是人类从未有过的旷世工程。老胡个人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永远都要坚持共同富裕的理想，并不断付诸实践。这无疑首先要靠国家大政策来驱动，再有钱的个人，能力也是有限的，这一点先要说清楚。

但是，已经先富起来的人们是否也应保持“先富带后富”的意识和意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国家推动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多做一点助力和协调呢？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

有人可能会说，老胡，你想让有钱人做圣人啊？其实不是。因为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方面的议论，难免会有所思考，我提出一些对个人的建议，仅供参考。

先富起来的人群，我认为首要责任是认真纳税。累进税率的本意就是收入高的人多缴税，这是社会公平的一个基本杠杆。税收的一部分会用来支持经济条件不好的人改善福利，并为他们创造更多机会。

第二，收入高的人，必须强调，我说的是这个特定群体，应该以各种方式“多花钱”。很有钱的人应该以各种方式积极投资，多投资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拉动经济繁荣，这对挣钱机会少的人非常重要。钱本来就是从社会上得来的，通过投资增加经济的动力，这是钱取之于社会再用它们回报社会的最好逻辑。

投资可以做实体，也可以买股票，总之推进社会繁荣的渠道很多。

中产阶层收入比较靠前的人，我主张他们应当多消费，请注意，我说的也是特定群体。消费可以满足个人需求，同时又能够帮助卖出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及个人更加收入。越是挣钱多的人，社会对他们多花钱越有更多期待，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比较好的人们尤其应当积极消费，他们不应该太热衷把存钱到银行里“买安全”。

第三，先富起来的人们应该立足国内置业，与中国的发展共荣辱。这个建议不针对在海外有实际置业需求的人。我指的是，不要为了“分散风险”而把一部分钱转到国外去，或者刻意搞国外和国内置业的“平衡”。

第四，对慈善事业保持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姿态，能做则做。

除了第一条是法律规定的，其他几条只是老胡的一些建议。这不是老胡卖情怀，装逼，或者对有钱人搞道德绑架。老胡想说的是，在当今充满竞争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上，我们所有中国人是同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国古代就有“大同”的社会理想，也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个人情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得那些理想得到从未有过的推动，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包括符合富裕阶层的利益。

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为社会前进提供了关键机制性动力。然而市场经济天然会制造贫富差距，我们的社会需要在坚决施行市场经济与推动共同富裕之间做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创性探索。

这既是国家的事，也是个人有必要积极响应、互动的事。但必须指出，对个人是决不应该搞道德绑架的。一个人通过本事合法挣到钱，怎么花完全是他的自由。慈善也应是自愿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社会层面宣扬“先富带后富”，但是这样的主张决不能针对具体一个人，要求他如何如何做。

另外，我们的社会要为富人和收入较好的中产阶层投资、花钱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其实，“先富带后富”也更多需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实现。除了国家收税、扶贫等工作，个人的贡献更多需要通过在有助于相对弱势群体就业、提高收入的经济活动中扮演积极角色来实现。

说到底，我们不能对一个人的利他主动性要求太高。如果一个相对有钱的人能够做到上边的几点，哪怕他在整个过程中更多想到的是自己，他也会对共同富裕做出一份客观上的贡献。

最后老胡想说，中国是对共同富裕做出了最大努力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之一，而且在这方面卓有成效。在中国这样的人均GDP水平线附近，所有其他国家，比如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等，大家去转一转，会立即发现那些国家的贫富差距有多么悬殊，炫目的繁荣与大片大片的贫民窟赤裸裸地在大城市里并列存在。

印度现在被中国拉开了距离，一位印度的写作者写道，如果她是富人，她希望活在印度；如果她是穷人，她希望活在中国。因为印度的富人更有权力，而中国的穷人更有尊严。然而，这方面的事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先富带后富”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我们的理想，共同富裕是今天政策驱动的更大规模实践。社会主义中国因为有理想，所以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