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1975年任总理的第四届国务院，选举结果一览！ 人民大会堂里的人事名单公布出来时，最先被看见的是周恩来的名字。 国务院总理，仍然是他。 可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已经长期住院治疗，身体被病拖住，国家事务却一天也停不下。文件要批，会议要开，铁路要跑，煤电要供，外交照会要回，学校和医院也要重新找秩序。 一个总理的名字放在最前面，后面必须有一整套能接住工作的班子。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从一月十三日开到十七日。 五天里，新宪法通过，政府工作报告批准，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也落定。十多年没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多制度程序需要重新摆上桌面。更要紧的是，一九七五年的中国不能只靠口号往前推，工厂、铁路、财政、外贸、教育，各个口子都等着有人签字，有人负责，有人把乱线头理开。 国务院副总理排了十二位。 邓小平在第一位，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依次列名。老干部在，军队干部在，财经口的人在，工农代表也在。 陈永贵从大寨走来，吴桂贤有工人身份，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又牵着计划、财政、建设这些实务。名单没有解释他们之间的分量，可把这些人放进同一个国务院，已经能看出当时政务桌面上的挤压。 邓小平的位置尤其醒目。 一月五日，他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一月八日至十日，十届二中全会选他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一月十七日，他列在国务院副总理首位。 十几天里，党、政、军几个位置都压到他身上。 二月一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自己治病期间，由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公告上的一行排名，到了办公桌前，就变成了谁翻文件、谁签意见、谁把命令传下去。 名单往部委展开，事务的重量更清楚。 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国防部部长叶剑英，公安部部长由华国锋兼任。对外贸易部是李强，对外经济联络部是方毅。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财政、农林、冶金、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一个个部名像仓库门上的牌子，门一开，里面不是概念，是账本、车皮、煤票、病床、教材和项目批文。 机械工业被分成七个部。 一机部李水清，二机部刘西尧，三机部李际泰，四机部王诤，五机部李成芳，六机部边疆，七机部汪洋。普通读者看到七个机械工业部，容易觉得绕。可放在当时，它对应着重工业、军工、电子、船舶、航空航天等不同口子。周恩来在报告里提到工业体系和四个现代化，真正落地时，就得靠这些分开的部委去接机器、调材料、要图纸、排计划。 交通这一块也不能轻轻放过。铁道部部长万里，交通部部长叶飞，邮电部部长钟夫翔。铁路不是单独的铁路，它牵着煤炭、粮食、钢材和军需。公路、水运和港口一堵，外贸合同和地方供应都跟着打结。邮电更像国家机关的神经，电话线、电报、机要通信，平时不显眼，出了事才知道少不了。国务院名单把这些口子列出来，其实是在给全国运转重新接线。 再看能源和日用工业。煤炭工业部部长徐今强，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恩，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煤从井下出来，油进炼厂，电送到车间，轻工产品摆到柜台，这些都不漂亮，却最能磨人。生产恢复不了，城市供应跟不上，老百姓的日子很快就会在锅灶边、灯泡下、布票上反映出来。 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卫生部部长刘湘屏，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庄则栋，文化部部长于会泳。这里面有专业部门，也有特殊年代的政治痕迹。学校要恢复课堂，医院要安排诊疗，文化系统仍绕不开当时的政治口径，体育口也不只是比赛成绩。干部坐到这些位置上，不只要会开会，还要能在旧伤没好、新规未稳的时候处理具体问题。 一九七五年的国务院名单，看着整齐，实际很不安稳。 周恩来仍是总理，邓小平开始承担日常主持责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这些人压着经济和建设口；华国锋同时在副总理和公安部位置上出现；张春桥也在副总理序列。几种力量并排坐着，谁都绕不开谁。整顿刚推起来，风向已经在变。 到这一年十一月以后，邓小平的工作受到冲击，国务院运行也被卷入新的政治波动。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 二月，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四月任总理。一年前那张名单上的职务，开始发生新的移动。再回头看一月十七日的公告，它不像一张普通换届表。 周恩来的名字在第一行，下面排着十二位副总理和一长串部长、主任。 那一行行字刚刚印出来，就要去承受病房里的灯、办公桌上的文件、铁路调度室里的电话声，还有一九七五年没有说完的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