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曾说：“毛主席对我的称呼，从孙夫人到庆龄先生，再到亲爱的大姐，称呼的变化，说明我们都走进了对方的心里，能被润之主席称呼为亲爱的大姐，这是我引以为傲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邓颖超到了上海。 她手里有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亲笔信，信是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这样的大事，照理说可以直接登门，她没有。 廖梦醒先去见宋庆龄，话说得轻，脚步也放得稳。宋庆龄不是普通客人，她住在淮海中路，身上还带着孙中山留下来的政治重量。 门铃按响以前，许多事已经摆在那里了。 上海刚解放，城里秩序还在重新接上。 宋庆龄的寓所和孙中山故居，曾因接管、警卫一类事务发生过误会。对旁人说，也许是一段新旧交替中的忙乱；对宋庆龄说，那是孙中山身后留下的屋子，是要细看的地方。 陈毅等人出面解释、道歉、处理，事情一件件落下去，才有了后面那趟北上。政治上的亲近，常常不是从一句热话开始，而是先看对方有没有把旧伤当回事。 毛主席写给她的信，用的是“庆龄先生”，这四个字很有分寸。 宋庆龄多年被称为“孙夫人”，尊贵是真尊贵，拘束也是真拘束。孙夫人这个称呼，把她放在孙中山身边，也把她固定在一段遗产旁边。她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反对蒋介石背离遗训，办救济，护儿童，联络海外力量，很多时候靠的不是夫人身份，而是她自己的判断和承担。 “庆龄先生”没有抹掉孙中山，也没有把她只放回孙中山身后。 这份称呼里的谨慎，来得不偶然。 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毛主席到重庆，宋庆龄曾与他见面。那时抗战刚结束，和平两个字还挂在桌面上，桌下的枪声并没有远。 毛主席在重庆见各方人士，宋庆龄也在看这位从延安来的共产党领袖。 她后来提到他的思想和识见，话里有敬意。 可敬意不是私人亲近。那时两人隔着不同的政治处境，一个要从谈判中争取空间，一个仍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守着孙中山那条线。 北平对宋庆龄也不轻松。 孙中山一九二五年病逝在那里，这座城牵着她的旧痛。她并没有接到邀请便立刻动身。六月的信，八月的车，中间隔着两个多月。 八月二十六日，她从上海上车。 二十八日下午，列车抵达北平。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人在车站迎接。站台上有礼仪，也有新国家的安排。宋庆龄走下车厢时，身份已经在变化，可变化没有喊出来，只在座位、称谓、接待规格里慢慢摆开。 九月，她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这个职务把她安放进新中国的政治结构里。她不再只是被请来见证胜利的孙夫人，也不是被借来点缀场面的名流。 国家副主席的位置很高，责任也实。 她后来继续关心妇幼、儿童、福利和对外友好工作。那些工作不大张旗鼓，却常有具体人和具体事，医院、孩子、救济、来访外宾，样样都要有人盯着。 称呼也在这样的日子里往里走。 一九五六年元旦前后，宋庆龄寄去贺年片，毛主席回信，开头称她“亲爱的大姐”。 宋庆龄比毛主席大十一个月，按年龄叫大姐说得通；按国家职务看，这称呼又带了少见的家常气。年龄差不大，身份差得远。能把话说到这一步，中间隔着的不是年龄，而是多年共事后留下的放心。 信里问她睡眠怎样，也说自己吃睡尚好。 高位上的往来，一旦只剩公文，纸面就硬了。这样几句问候留在信里，像一只手把纸按软了一点。 一九五七年冬，毛主席派人给宋庆龄送山东大白菜。 宋庆龄回信致谢，说这样大的白菜还是第一次见到，又叮嘱他保重身体。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到上海视察期间，到宋庆龄住处探望。这些事都不宏大，却能放进两人关系里看。大白菜不是政治文件，贺年片也不是会议议程，可正因为小，才不像安排好的场面。 公事之外还愿意记得对方的冷暖，称呼才有地方落脚。 宋庆龄对称呼向来敏感。 她懂得远近。太远，容易成礼宾；太近，容易失分寸。她称毛主席，也称润之主席。 一个放在公共秩序里，一个带着旧式交往中的熟稔。她经历过政党翻脸、亲友被害、流亡和监视，对热闹话不会轻易相信。能让她接受“大姐”二字，靠的不是一时亲热，而是多年不压她、不轻慢她，也不把她只当旧时代的遗存。 到一九八一年五月，宋庆龄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她那时病重，离人生终点只剩很短时间。 病榻旁的日程已经很紧，外面的称号还在增加。 她的一生，有孙中山的影子，也有她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路。 那些称呼留在信札里，孙夫人还在，庆龄先生还在，亲爱的大姐也还在。 几张纸摊开，能看见一个人怎样从旧革命的遗产旁边，走进新国家的桌边，又被人以近乎家人的语气轻轻叫了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