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吉鸿昌将军英勇就义后的遗照，此时的吉鸿昌将军已经穿戴好寿衣，在下葬前，留下了这张侧脸的遗照。为什么不拍摄正脸呢？因为吉鸿昌将军的正脸已经被枪弹打的塌陷。 寿衣把身体遮住了，脸却遮不住。 下葬前要留遗照，照相的人只能把镜头挪到一侧。吉鸿昌的正面已经被枪弹打坏，按民间丧事的规矩，亲友想看一张端端正正的遗容，已经办不到了。照片里那半边脸很安静，另一半没有进入画面。 缺掉的部分，正是北平陆军监狱留在他身上的结果。 许多烈士照片后来被做成画像、挂进展柜，轮廓会慢慢变得庄严。吉鸿昌这张不一样，它从一开始就带着残缺，连端正两个字都被枪声夺走了。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被处决，年三十九岁。 人死在监狱里，身后的事没有交给家属自然料理。胡红霞要把丈夫带回家，先碰到的是军警、特务、手续和钱。她抵押天津的红楼，筹出八万块，才赎回遗体。一个家属办丧，平常该想棺木、寿衣、亲友、回乡路。 到了吉鸿昌这里，头一关却是把尸身从看守手里领出来。活人被关押，有牢门；死人被扣住，也有看不见的门。 遗体回到亲属面前时，身份也跟着变了。 监狱里叫犯人，家里叫丈夫，孩子叫父亲，扶沟人叫乡亲。胡红霞给他换寿衣，整理血衣，在衣袋里发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不要厚殓。吉鸿昌生前留下的这几个字，落到妻子手里，变成很具体的安排：丧事不能铺张，也不能草草抹掉；遗容不能正拍，也不能不拍。 于是那张侧脸照被留下。它没有完整面孔，却把家属能争回来的部分按住了。 正面为什么毁成那样，和他临刑时的要求有关。吉鸿昌要求坐着受刑，面对开枪的人。刑场上，囚犯通常只剩服从位置的份，他把椅子要了过来，把脸转向枪口。枪响以后，正面被打塌，家属手里的遗照只能避开伤处。这个角度不是摄影选择出来的，是枪口逼出来的。后来人看见侧脸，也就看见了他不肯背身的后果。椅子这个物件很小，小到很容易被一笔带过，可在那一刻，它把人和枪的位置重新摆了一遍。 处决者面对的，是一个失势后仍有牵连的军人。 吉鸿昌1895年生在河南扶沟，早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升到军长。到1930年，他已任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师师长。这样的履历落在南京方面眼里，分量不轻。 一个带过兵的人，若肯服从，自然可以安排；若不肯把枪口只对内，就会慢慢变得扎眼。 他身上还有旧部，有军中声望，有地方亲缘。一个普通囚犯死了，消息可能止在牢门；吉鸿昌死了，消息会顺着旧部、亲属、同乡往外走。 他同南京方面的距离，早在枪决前几年就拉开了。 被派去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他对内战没有热心。1931年8月，他被解除兵权。日本占领东北后，他曾要求带兵北上抗日，未获批准。这里有两个不同方向：一边要他离开部队，一边是他还想把兵用到抗日战场。官职可以拿掉，可旧军人的号召力不会当天散尽。1932年深秋，他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身份又把风险抬高一层。 昔日将领、秘密党员、抗日联络者，几种身份叠在一起，监视便不会松开。 吉鸿昌后来在天津活动，手里未必还有正规军权，仍旧有让当局不安的办法。 1934年，他参与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秘密印刷《民族战旗》报。报纸很薄，拿在手里不过几页，可它能传话，能找人，能把分散的不满和抗日情绪接上。枪杆子离开手以后，纸张、地址、暗号、熟人关系也能变成网。 1933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旧人旧事还没有散干净，天津的秘密印刷又接上新的线。追捕者看重的，正是这张网还没有断。 天津法租界一度给秘密活动留下缝隙，缝隙终究挡不住枪。 11月9日，国民饭店四十五号房间发生枪击，刘少南中弹身亡，吉鸿昌肩部受伤。受伤没有给他换来缓冲。租界巡捕扣住他，后面的人把他送往北平军分会系统，又关进陆军监狱。 十五天，足够一处伤口结痂，却不够一个人从围捕里脱身。肩上的枪伤还在，处决的枪口已经等着。 胡红霞赎回遗体以后，还要把棺木送回河南。 1935年春，灵柩回到扶沟，乡亲在路旁迎接。那一幕没有军号，也没有战场命令，只有一口棺木从外地回到本乡。儿子吉兰泰五岁，女儿吉瑞芝三岁，年纪小到还要靠大人安排丧事和以后的日子。对这个家来说，遗照、字条、血衣、棺木，都成了家里日后确认父亲存在过的东西。 正脸缺失，家里保存下来的就更不能丢。 侧脸照便停在这个位置上。 它没有把枪伤摊开，也没有给亲属一个完整的脸。它只是留下了没有被毁掉的那一侧，让家人能带着它回乡，让同乡能对着它认人。 枪声已经把正面夺走，家属从剩下的半边里，把吉鸿昌重新带回丈夫、父亲、乡亲的位置。 照片拍得偏，事情没有偏。那条回扶沟的路，还得有人扶着棺木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