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就在国军枪决日本战犯鹤丸光吉时，他突然猛地扭过头，扯着嗓子用日语狂喊“天皇万岁”，负责行刑的两个士兵，原本端着步枪，但听到那句口号，两人对视一眼，转身换上了冲锋枪。 提篮桥监狱的高墙里头，鹤丸光吉已经关了好几个月。他住的牢房不大，一扇小窗户朝南，白天能透进点光，在地上照出一小块方格。 每天到了放风的时候，他就坐在墙角，背靠水泥地，眼神盯着前面某块砖，不知道在想什么。狱警送饭进来，他吃得很慢，一口饭嚼很久，米粒沾在嘴角也不擦。 这个日本熊本县出身的宪兵，在中国待的年头不算短。 卷宗里附着厚厚的证词，有人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他如何把烧红的铁块按在人背上，有人描述他站在刑讯室中央，手里握着皮鞭，靴子边是一滩暗红色的水渍。 这些纸张后来在南京军事法庭的案卷里叠成一摞，每一页都按了手印。法官翻阅的时候，纸张发出沙沙的响声。 那年头审判日本战犯，程序走得认真。检察官穿戴着整齐的法袍，站在台上朗读起诉书，声音在法庭里回荡。 鹤丸光吉被带上来，他的头发剃得很短，两腮凹陷，站在被告席里显得有些空荡荡。 翻译把他的罪行一句句译给他听，他偶尔抬起眼皮，目光扫过旁听席，又很快垂下去。 有证人当场指认，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手指着他喊“就是他”，喊完便瘫坐在地。辩护律师说了几句，声音也不大。 判决下来是在一个下午。法官敲响法槌，念出死刑两个字，庭内安静了片刻。 他听懂了，肩膀微微垮了一下，但腿还站得住。法警上前架他胳膊的时候，他没有挣扎，脚镣在地上拖出刺耳的声响。 行刑的日子定得很快。那天早上五点，牢房外头传来钥匙串碰撞的声响。狱警打开门，让他起来。 他穿好那身已经皱巴巴的旧军服，衣服上没有肩章，只有两道缝线的痕迹。验明正身后，他被押上一辆卡车。 车斗里还有另外几个战犯，个个面色灰败，没人说话。 刑场选在郊区一块围起来的空地。四周的土墙不高，上面插着碎玻璃。鹤丸光吉被人从车上架下来，他跺了跺发麻的脚，自己往前走了几步。 行刑的士兵已经在墙根下站定，六个人，手里端着步枪，枪身擦得锃亮。他被人扶着转过身，面朝土墙，阳光正好照在他的侧脸上，那皮肤白得有些刺眼。 就在执行前的最后几秒，他突然动了。原本低垂的脑袋猛地扭向右侧，扯着嗓子喊出一串日语。 那声音很破，像是从喉咙深处撕裂出来的，但字眼很清楚，是“天皇万岁”。空地上安静了一瞬，只有风还在吹。 负责执行的两名士兵原本端枪瞄准，听到这声音，动作顿了一下。两人对视了一眼，左边那个把步枪缓缓放下，转身从后面的枪架上取下一挺冲锋枪。 右边的士兵也跟着放下步枪，换了另一把冲锋枪。他们重新端起枪，拉开枪栓，子弹上膛，枪口对准了那面土墙前的人。 号令没有拖泥带水。枪声几乎是同时响起的，冲锋枪的声音比步枪急促得多，像是一阵突然砸下的冰雹。 子弹出膛的火光在日光下看不太清，但能看到他的身体在墙前剧烈地抖动，旧军服上迅速绽开深色的痕迹，几点液体溅到了旁边的黄土上。 一个弹匣打空，硝烟慢慢散开，闻起来很呛。他的身体靠着墙，停顿了大概一秒钟，然后顺着墙面慢慢滑坐下去，脑袋歪向一边，下巴抵在了胸口。 法警走上前去，蹲下来，伸手探了探颈动脉。确认之后，他站起来，朝旁边挥了挥手。白布下面，那身旧军服还在往外渗着深色。 有人从怀里摸出烟，手有点抖，点了几次才点着。当天下午，上海的报童在街上喊“号外”，报纸头条很短，只说战犯鹤丸光吉已执行枪决。 至于步枪为何换成了冲锋枪，没人写在报上。也许那两个士兵只是想让子弹更密一些，也许只是条件反射。 无论如何，1946年那天的枪声，最终消散在上海郊外的风里。 信源：抗战纪念网《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史料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