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一个叫赵苍璧的人当了公安部长。上任第一件事，不是开大会，不是画蓝图，而是直接把一堆积了十年灰的冤假错案拍在桌上，就一个字：查！ 赵苍璧踏进公安部大院的时候，院子里那几棵老槐树刚冒出嫩芽。他接手的这个部门，正处在一种说不上来的沉闷气氛里。 十年运动过去，留下的是满屋子的旧案卷，纸页发黄，捆扎的绳子有的都朽了，堆在角落里，像一座座沉默的小山。 那年三月，赵苍璧到任公安部长。按惯例，新官上任总要说几句，但他没搞什么就职演说，也没急着发文件。 头几天，他让秘书领着，各处室转了个遍。最后停在一间堆满卷宗的屋子门口。屋里那股子霉味呛人，阳光从窗户缝里挤进来，照见空气里浮动的灰尘。 那些卷宗，有的标签都褪了色，有的封口上盖着“已结案”的章子，一盖就是十年。 赵苍璧伸手从架子上抽出一本，吹了吹上面的灰，翻开看了看。他回头对身后跟着的人说：“这些，都给我搬出来。” 没过几天，公安部里传开了：新部长要查旧案。不是查别人，是查自己人经手办错的案。据说在那次会议上，赵苍璧把一摞卷宗重重放在桌上，就一个字：“查。” 查？这怎么查？这里面牵扯多少老同志，牵扯多少已经定性的东西？有人小声嘀咕：“这都是过去定的……” 赵苍璧打断他：“过去定的，就不能翻？” 他接着说：“一件一件来，谁办的案，谁负责说清楚。说不清的就重新调查。我们办错了，就得认。” 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那些案子堆了十年，当事人有的去世了，有的下落不明，证人也很难找到。 更要命的是，很多人心里还有疙瘩，觉得翻案就是否定过去，脸上挂不住，怕担责任。 赵苍璧不管这一套。他马上成立了专门的复查小组，从各单位抽调人手，规定了一条硬规矩： 每翻开一个卷宗，必须找到原始材料，必须见到当事人的亲笔供词，必须核对签名和手印。 有个老公安后来回忆，那时候部长几乎天天往复查组跑。他不坐办公室，搬把椅子坐在堆卷宗的房间里，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看。 有时候看到中午，秘书来催吃饭，他头也不抬：“等会儿，这段供词对不上号。” 有一回，复查组报上来一个案子，说材料不全，没法查实，准备维持原判。赵苍璧把报告往桌上一放，问：“材料去哪了？” “运动中……丢了。” “丢了就去找。找不到当事人，找当时的邻居；找不到邻居，找街道。活人能让尿憋死？” 调查组的人只得重新下乡，挨家挨户问，硬是把一个以为死无对证的案子翻出了新证据。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配合。有些地方来的同志思想上转不过弯，觉得这是自找麻烦。甚至有人私下议论，说赵苍璧这是揭短。 赵苍璧听到这些闲话，在一次小范围的会上说：“我们穿这身警服，手里有过老百姓的命。现在人家喊冤，你装听不见？” 他这话声音不高，但说得在场的人脸上发热。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公开唱反调。 那段时间，公安部机关里晚上经常亮着灯。文书科的打字机“哒哒”响到深夜，都是在赶制复查材料和平反结论。 仅1977年下半年，部就接到了数万件申诉信。赵苍璧要求，凡是署名申诉的，必须件件有登记，件件有回音。 到1978年，形势更明朗了。赵苍璧主持的这项工作，实际上为全国性的平反冤假错案开了一个口子。 许多被打成“特务”“反革命”的公安干警和普通百姓，拿到了迟到的结论。有的人已经含冤去世，调查组就骑着自行车，把平反通知书送到家属手上。 有个细节流传下来：一个老知识分子拿到平反书时，手抖得拿不住纸。他问送通知的同志：“这……是真的？” 送通知的同志说：“是真的。部长让我们务必送到您手上。”老教授站在胡同口，愣了好一会儿，眼泪就下来了。 1977年，赵苍璧67岁。他本可以在办公室里听听汇报，开开会，平稳度过任期。 但他选择了最费劲的一条路：把发霉的卷宗搬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件一件重新过堂。 那些年，人们太需要这样实实在在的交代了。不是揪着谁不放，是把事情摆到桌面上，把对错说明白。 赵苍璧用他那一声“查”，给无数人讨回了说法，也让办案的人从此记住：手里的笔关乎人命，再不能乱写了。 信源：陕西省图书馆《陕西日报》1995 年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