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1937年秋，叶挺回到国内，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的谈判正在拉扯。国民政府可以给番号，也可以任命军长。蒋介石同意叶挺出任军长，有一层盘算，叶挺离开党组织多年，名气大，又是北伐旧将，用他压住这支队伍，比直接承认共产党掌握南方武装要顺手。 纸面上的任命很快落下，麻烦也跟着落下：军长的名望、国民政府的番号、共产党留下来的游击队，三样东西放在同一张桌上，谁也绕不开谁。 新四军的兵源，不从南京军政机关拨出。 它的底子，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山地里的游击队。三年游击战争里，干部带着人钻山沟，换驻地，躲清剿，靠秘密交通和地方群众活下来。抗战一起，番号换了，帽徽换了，军饷和补给还得同国民党方面谈，队伍里的党组织没有撤。 军部开会，军事命令往下传，连队里还有支部，干部任用也不能只看军长一人点头。 叶挺处在夹缝里。他有军事威望，也懂得部队训练；他想抗日，也不愿当摆设。 新四军不是私人部曲，项英等中共领导人在军中承担实际政治责任，南方游击队原有干部也不是冲着一个名将来的。 叶挺能让外部看见一块合法招牌，党的组织托住这支队伍的日常运转。 皖南事变前，国民党方面一次次限制新四军行动，要求调动、压缩、北移，冲突慢慢堆高。1941年1月，军部北移途中遭围攻，叶挺被扣押，番号没有护住他，军长职衔也没有护住这支部队。 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后，队伍退到江西永新三湾。 人少，枪少，士气低，旧军队的习惯还挂在身上。9月29日，部队缩编，支部建到连上，班排也设组织，士兵委员会参与管理。 长官可以下令，长官也被组织管住。发粮、行军、宿营、打仗，连队里的许多小事，都不再只靠某个军官一句话压下去。那天以后，连队里的会议、名册、口粮分配，都同党的组织接上了关系。 井冈山的队伍靠这套办法站住脚。山上粮食紧，弹药紧，伤员难安置，周围还有进剿。人一穷，部队就容易散；仗一急，老军人就容易按旧法办。连里有支部，士兵知道自己跟着谁，也知道为什么打。党代表制度把政治工作放进日常军务，群众纪律、军需分配、干部作风，都有了人盯。枪口向外，权力往组织里收。 队伍扩大后，新的摩擦冒出来。 红四军里面，有南昌起义留下的人，有湘南来的队伍，也有沿途参加的农民和旧军人。打仗多了，军事机关自然容易抬头。有人习惯“司令部对外”，嫌党的会议慢，嫌政治工作杂。 1929年前后，毛主席同红四军一些干部围绕前委、军委、个人领导发生争论。 福建上杭古田的会议，把这些问题摊开处理。会议提出纠正单纯军事观点，要求每连建设支部，每班建设小组，军事工作接受党的路线约束。会打硬仗的干部仍然要打，打完仗还要回到组织生活里。 1938年11月，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把话说得很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那时抗战正在推进，八路军、新四军都在统一战线框架内作战。对外要合作，对内要保住队伍性质。国民党给番号，战区给命令，前线有军情，地方有群众，任何一头都可能把部队往别处拽。 毛主席讲这句话时，枪的归属已经不是书面原则，而是每天都会碰到的军务。 叶挺出狱后，那个夹缝终于有了收口。1946年3月4日，他恢复自由。3月5日，他致电毛主席并转中共中央，申请加入共产党。中央同意后，叶挺重新获得党员身份。一个北伐名将，一个新四军军长，一个被囚五年的军人，把自己的政治归属写进电文里。过去的声望还在，伤痕也在，他没有把这些东西摆成同组织谈条件的筹码。 新中国成立后，枪已经属于国家武装体系，毛主席仍盯着这根线。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宪法起草，还看朱德闭幕词稿，嘱咐加进全军服从党的领导、军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的内容。坐在会场里的，多是有战功的高级干部。仗打赢了，队伍大了，资历厚了，越要把规矩摆在桌面上。 1975年军队整顿时，邓小平讲派性，讲纪律，讲干部作风，也讲党指挥枪。 林彪事件之后，军队里一些关系被山头和派性搅乱，机关臃肿，命令不顺。 整顿文件摆上桌，老资格不能当盾牌，老部下不能当私产，军队系统不能绕过党中央自己转。一些单位清理派性，调整班子，恢复请示报告和党委领导。 会场散了，文件收起，干部走回各自单位，枪还在枪架上，钥匙不在个人口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