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中央机关被免职，回工厂当了普通工人，十年后工友们才明白她有多厉害 有这么一个人，在机关大楼里待了好几年，有一天突然被免了职务，收拾收拾东西就回了工厂，没哭没闹，换上工装就上班了。 这事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多少得缓一缓，可她好像根本没当回事，她叫高淑兰，北京二七机车厂的工人，后来又回到了二七机车厂的工人。 那天她坐班车回长辛店，帆布包往行李架上一搁，靠窗坐下，就那么看着窗外，车发动的时候抖了一下，她下意识攥了一把前排靠背，别的啥反应都没有。 等灰色的厂房出现在眼前，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厂门口那两根水泥柱子还是老样子，铁字叫雨水淋得发暗，传达室的老师傅探出头来，乐了，"回来啦？"她嗯了一声，从包里掏出一把水果糖搁在窗台上，"给孩子吃。" 办手续没费什么事，填了表，交了材料，领了张新工卡，走进女更衣室换上粗布工装，衣服叠得太久，穿上身有股樟脑球混着机油的味道。 她去工具室领了锉刀和手套，走进车间，找到自己那台机床，床身上落了层油灰，她拿棉纱蘸着煤油，一点点擦起来，旁边几个青工停下来看，她头都没抬，只是把棉纱翻了个面接着干。 日子很快就变得踏实了，七点四十打卡，拎饭盒去食堂排队，下午五点去锅炉房旁边的浴室冲个凉，跟所有工人一样过。 食堂大师傅给打一勺红烧肉，肥的多瘦的少，她端着饭盒走到角落，跟几个老姐妹蹲一块儿吃完，饭盒里的油星子用开水一冲，仰头喝了，这才算完，这个习惯在机关那几年改了不少，回来没几天，又捡回来了。 她的手也慢慢变了，虎口上的茧子厚起来，指甲缝里嵌进了洗不掉的机油，这才是一双干活的手该有的样子。 厂里青工有不明白的地方，拿图纸来问她，她就借着车间的灯，用铅笔在图纸上比划，说完转身继续干自己的活，话不多，但讲得明白。 有个徒弟刚进厂时手脚毛躁，她看不下去，接过活计在车床上示范了一遍，铁屑均匀地卷出来，"看清楚没有？" 徒弟点头，她让他自己再来一遍，站旁边盯着，不对的地方就踢一下机床踏板，这个徒弟后来评上了高级工，结婚那天给她送喜糖，她含着，说了句"好"。 还有一回，一个青工操作失误快要出废品，她眼疾手快关了闸，回头就说了一句："机器比人硬，你别跟它犟。" 夏天车间里热得很，她戴着帆布手套，前胸后背让汗湿透，手里的锉刀没停过，冬天进厂时天还黑着，她打手电筒摸到工位，先摸一摸机床的温度，然后开始干活。 工友们起初有点拘束，见她在食堂也是照样排队，澡堂子里跟大家一样端着脸盆，慢慢就没了生分劲儿。 八十年代初，厂里来了第一批数控机床，那时候高淑兰已经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坐在机器前，手指悬在按钮上方，迟迟按不下去，旁边有人劝，老师傅了，看看图纸就行了。 她没接话，从那以后每天下班多留两个小时，一个人待在车间里摸索，到底还是把那台机器学会了，那时候很多老师傅选了提前退休，她没有，继续守在机床边上。 后来有次老工人聚在一起，有人问她，从机关的办公楼回来车间，心里有没有觉得空，她把手里的花生米扔进嘴，拍拍手，说："吃饭睡觉，哪都一样。" 这话传开了，工友们都觉得这人实在，可我觉得，哪都一样这四个字，说起来轻巧，真能做到的没几个。 九十年代一个傍晚，她最后一次以工人的身份走出厂门，夕阳把厂门上"二七"两个大字照得发红，她从兜里摸出那副磨得发白的劳保手套，没扔，塞进了布包。 身后天车还在轰隆隆地转，她回头看了一眼，转身沿着那条走了无数回的小路慢慢走远，帆布包搭在肩上，随着脚步一颠一颠，跟多年前坐班车回来时没什么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