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名无辜青年蒙冤入狱，被关押了21年后才无罪释放，令人惊讶的是，5人全部拒绝了国家高额赔偿，他们只有一个要求。 1996年8月25日，安徽涡阳大周庄，五名年轻人——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被扣上了“杀人犯”的帽子。 这五个人，当时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正是该成家立业的年纪。周继坤是村里的民兵营长，为人耿直，谁家有事都愿意搭把手；周家华脑子活，刚学着做点小生意；周在春老实巴交，每天下地干活，话不多；周正国和周在化是堂兄弟，一个在村小学当民办老师，一个跟着师傅学木匠活儿。他们和被害人周继鼎家，就是普通村民关系，顶多因为村里计划生育的事有过几句口角，哪来的深仇大恨要杀人？ 可命运就这么跟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1996年8月25日深夜，周继鼎家遭人袭击，大女儿当场死亡，周继鼎夫妇和另外两个孩子重伤 。案发后，警方很快锁定了他们五个。为啥？就因为有人说案发前见过他们在周继鼎家门口转悠，还有所谓的“目击者”指证。更荒唐的是，办案人员认定他们有“作案动机”——就因为周继坤负责村里计划生育工作时，和周继鼎有过矛盾。 审讯过程，简直是一场噩梦。五个人后来在法庭上都说，那些认罪口供是被刑讯逼供得来的。周家华回忆，他被连续审讯了7天7夜，不让睡觉，打耳光、罚站是常事，最后实在扛不住了，只能按办案人员说的“承认”了罪行。周在春说，他被打得跪在地上，手被反铐在背后，疼得实在受不了，才签了字。这种“口供”，后来居然成了定罪的关键证据！ 1999年3月，阜阳中院一审，周继坤、周家华被判死刑，周在春无期徒刑，周正国、周在化各15年有期徒刑。你知道吗？当时合议庭本来都觉得证据不足，准备判无罪的！可消息走漏，被害人周继鼎跑到法院，在审判长办公室里喝了农药自尽了 。这下，舆论压力来了，判决结果直接逆转。 上诉后，安徽高院发回重审，2000年10月，两人改判死缓，其他人维持原判 。这一判，就是十几年。他们在监狱里的日子，苦不堪言。周继坤的母亲，为了给儿子申冤，天天写材料，往北京、省里寄，后来还因为“上访”被判了刑，蹲了快两年大牢，出来后接着告。周家华的妻子，等了他几年，实在熬不住，带着孩子改嫁了。周在春的老父亲，盼着儿子回家，眼睛都哭瞎了，到死都没等到那声“无罪”。 时间一天天过，他们在里面熬着，家人在外面拼着。2014年，安徽高院终于决定复查此案 。2017年1月，正式再审。这时候，当年的“证人”开始改口了，说之前的证词是被诱导的，根本没看见他们杀人。关键物证也经不起推敲，现场提取的指纹、足迹，没有一个和他们匹配。 2018年4月11日，安徽省高院第十法庭，法官大声宣读再审判决：“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改判无罪！”听到这两个字，五个人当场就哭了。周继坤出狱时，身上穿的还是20年前被抓时那件夹克，早就洗得发白，袖口都磨破了。 最让人意外的是，当法官告诉他们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每人能拿到150万到290万不等时，五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拒绝了 ！他们说：“我们不要钱！我们要的是，当年办错案的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话，听得人心酸又震撼。21年啊！人生最好的时光，全在监狱里耗没了。周继坤从29岁待到50岁，周家华从27岁待到48岁，周在春从25岁待到46岁，周正国和周在化，也从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变成了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他们失去的，是亲情、爱情、事业，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这点钱，能买回来吗？买不回！他们要的，是公道，是让那些滥用职权、刑讯逼供的人，付出该有的代价！ 后来，当年的主要办案人员确实受到了处分，有被判刑的，有被革职的。但对他们来说，伤害已经造成，永远无法弥补。周家华出狱后，只能去工地搬砖，他说：“我啥也不会了，只能干力气活。”周在春回到村里，看到老房子塌了，只能在亲戚家暂住。周正国想重新当老师，可学校早就不用民办教师了，他只能去打零工。 这案子，不是个例。这些年，我们看到了不少冤错案被纠正，从聂树斌案到呼格吉勒图案，再到这起“五周案”。每一起冤案的背后，都是几个家庭的破碎，都是司法公正被践踏的惨痛教训。为啥会有这些冤案？还不是因为“有罪推定”的老思想在作祟，还不是因为有些办案人员急着“破案立功”，不惜刑讯逼供，伪造证据！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实，随着司法制度的完善，这样的案子越来越少了。但我们不能忘了，那些被冤屈的人，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换来了司法的进步。他们拒绝赔偿，不是傻，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法律的尊严，提醒着我们：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