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郭沫若都曾这样形容年轻时的毛主席：面容白净温润，言语温和从容，为人谦恭有礼、举止有度。周身自带一种沉静又神秘的气质，看似平和低调，却又深邃莫测，一眼便能看出绝非寻常之人 林伯渠不在家。 郭沫若进门时，屋里有人先坐着。那天是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他从上海南下，船在海上走了五天。广州三月的潮气还重，船上带下来的疲乏没有散尽。 成仿吾在旁边，把那位湖南人介绍给他。毛主席站起来，招呼得很客气，话不多，声音压得低。 郭沫若耳朵本来不灵，又隔着湖南口音，只听到一截一截。 书房里没有掌声，也没有人排队寒暄。几个人等着主人回来，话题慢慢落到广东局势上。 中山舰事件刚过去几天，城里许多话还不好明说。毛主席说得平缓，像怕惊动屋外的人。郭沫若盯着他说话的神情，没急着接茬。 多年后，郭沫若写到这一面，记得很细。后来收进《创造十年续篇》，离当年的广州已经隔了十多年。短发分在两鬓，脸色清润，目光收着。他借张良的典故写那种清秀，又写声音低而委婉。这样的句子从郭沫若笔下出来，不像随手夸人。 他见过的人太多，文坛上的、政界里的、军队里的，坐下来一开口，身上的东西常常露得很快。 毛主席那时三十出头，在广州做宣传工作，也管农民运动的事。广东表面还是革命中心，报纸、讲演、会议、口号，一样不少。可三月二十日之后，许多门半开半掩，熟人见面也要留半句话。毛主席没有顺着场面说热闹话，他谈广东，谈人心，谈右派的动向，话音低，句子却不飘。 郭沫若没把这次见面写成大事。那天他是去找林伯渠的，林伯渠偏不在。一个等待的空档，把两个原本不熟的人放在同一间屋里。 成仿吾介绍完，屋里又剩下谈话声。郭沫若听得费劲，有些词从耳边滑过去。他没有追问太多，只把那张脸、那双眼、那种低声留住了。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很快开办，旧址在番禺学宫。 五月到九月，毛主席任所长，学员来自二十个省区，共三百二十七人。 数字写在册上很干，落到当年却不轻。学员从广州出去，要回到县里、乡里，面对租债、宗族、民团、乡绅，还有一张张抬头就能碰见的熟脸。 毛主席待在广州时，眼睛常往这些地方看。农民不是文章里的称呼，到了村里，就是谁家欠租，谁家断粮，谁被打过，谁敢站出来。 讲习所的课堂有课桌，有讲义，也有一群坐不太安稳的青年。有人从远省来，鞋上还带着路上的泥。毛主席讲课时，说的不是文绉绉的闲话。 一九二七年初，他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前后走了一个多月。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几处都留下行程。 三月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语气很直，专门顶住那些说农民运动过火的人。那份文字后来读起来仍带着火药味，可写它的人，在郭沫若初见时，坐在广州一间书房里，声音并不高。 郭沫若是能听出声调的人。他写诗，写戏，也写史，常年和语言打交道。一个人是虚张，还是往里沉，他未必当场说破。那天他听不全毛主席的话，却没有把这段见面丢掉。十多年过去，再写出来，仍记得那种“潜沉”的目光。 一九四四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借李自成旧事提醒胜利关头的人别发飘。毛主席看后很重视，拿给干部读。 十一月，他还给郭沫若写信，提到小胜容易骄，大胜更容易骄。 信写得很客气，话却落在胜负关口上。那时抗战局面已经到了转弯处，胜利快近了，人也容易站不稳。 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郭沫若在桂园又见到毛主席。那次见面不在广州书房，周围的眼睛更多，谈判桌上每一句话都有人掂量。 郭沫若注意到毛主席用的怀表旧，便把自己的瑞士表摘下来送给他。毛主席后来一直珍惜这块表，修过，换过表带，仍留在身边。 表是小东西。戴在手腕上，时间久了，反而不像礼物，更像日常的一部分。有人送过更好的表，毛主席没有换。旧表修好了，还是戴旧的。郭沫若听说这些，大概会想到桂园那一刻。 一个人从袖口处看见另一个人的旧物，顺手摘下自己的表，话也许没有说得太满。 后来的日子并不全是平静水面。毛主席读郭沫若的史学著作，有欣赏，也有不赞成的地方。 《十批判书》里的观点，晚年被拿出来议论过。 郭沫若岁数大了，身体不如从前，处境也复杂。有人借题发挥时，毛主席仍吩咐别批郭老。话传到郭沫若那里，不会没有分量。 再往前看，仍是一九二六年的那间屋子。林伯渠迟迟没出现，成仿吾坐在旁边，郭沫若听着湖南口音，断断续续。窗外的广州才乱过，街上人声还在。 毛主席说话低，起身招呼时很有礼数。郭沫若没有把每个字都抓住，手里也没有记事本摊开。他只是坐在那里，听那几句没完全接上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