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45岁的李鸿章看到母亲露在轿帘外的脚，忙低声说：“娘，你把脚往回收收

1868年，45岁的李鸿章看到母亲露在轿帘外的脚，忙低声说：“娘，你把脚往回收收。”没想到李母一脚踢开轿帘：“不孝的东西，你老子都不嫌我脚大，你倒嫌我脚大！” 那正是他仕途最得意也最忙乱的时节。头上顶着湖广总督的印，手里还拽着淮军的兵符，从北到南，沿途州县哪个不是远接高迎，鞍马劳顿之中，排场却一点也减不得。 可就在这一年，他陪老母亲出门，在一顶青呢小轿旁边，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骂。这场面与他平日里的威仪比起来，多少显得有些滑稽。 那会儿李鸿章刚把母亲从合肥老家接到武昌任上。老太太年逾七旬，经不得船上颠簸，便换了乘四人抬的官轿。 出城那日，春日的风还带着点寒意，卷着路上的细沙。轿帘被吹得来回摆动，一只穿着青布鞋的脚便不经意探了出来，在轿门边一晃一晃。 那是一双天足，未缠过的，在当时的官眷中极为少见。李鸿章骑在马上，侧眼瞧见了，忙策马靠近轿窗，压低了嗓子，几乎是贴着轿帘说：“娘，你把脚往回收收。” 可谁也没想到，轿子里头突然“哗”的一声，那只探出的脚非但没缩回去，反而猛地一抬，将半边轿帘踢了个大开。 李母的嗓门极高，带着十足的火气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不孝的东西，你老子在世的时候都不嫌我脚大，你倒嫌我脚大！” 随行的护卫、轿夫、幕僚，前后几十号人，全听见了。空气一下子凝固住。李鸿章坐在马背上，脸腾地红到了耳根子，张了张嘴，终究没说出话来。 他下意识地朝四下里扫了一眼，只见随从们个个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也不知是在忍笑还是在害怕。 他只是摆了摆手，示意队伍继续往前走，自己则慢慢收了收缰绳，落在了轿子后面。 要弄明白这一句话为何让老太太发这么大火，得往回倒几十年。 李鸿章的母亲本是李家祖父李殿华从路边捡回来的弃婴，幼时生过病，脸上留有麻点，又因为在乡下长大，自幼没有缠足。 在那个年月，天足是穷苦人家劳作的印记，是上不了台面的。李殿华后来把她许给了自己的儿子李文安。 李文安是个穷书生，考到老来才中了个进士，早年间的日子，全靠妻子一双大脚在灶间地头撑着。 据说李家最穷的时候，米缸见了底，是老太太踩着霜，去几十里外的娘家借粮； 李文安在外教书挣几个钱，家中里里外外，舂米、推磨、担水、砍柴，全凭这双脚。 在老太太心里，这双脚比那些官太太走不动路的三寸金莲管用得多，也稳当得多。 可李鸿章那时四十五日岁，正是官场上最讲究排场的年纪。晚清官场，讲的是门面，比的是做派，家里女眷若不缠足，几乎等于向人宣告这家人出身寒微。 他让母亲收脚，未必是真嫌弃，多半是怕被路上的闲人看了去，传到同僚耳朵里，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他想护住一点官场的脸面，却没料到，自己小心翼翼维护的东西，在母亲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 据说那天剩下的路程，李鸿章都没再骑马。他把缰绳交给随从，自己步行在轿子旁边，低着头，一声不吭。 春风刮起他马褂的下摆，他便伸手按住，动作有些迟缓。随行的人也都识趣，谁也不敢多看，不敢多嘴。 轿子里的老太太骂完这一句，便也安静下来，只听得见轿杆受压后发出的吱呀声。 那双脚依然稳稳地踏在脚踏板上，随着轿夫的步伐起起伏伏，布鞋上的灰土在春日阳光下显得格外显眼。 李鸿章偶尔抬眼看看那晃动的轿帘，又迅速低下头，盯着眼前的土路。 说起来，晚清那个大时代里，像李母这样的老妇人并不多见。 当时多少新贵在京城站稳了脚跟，头一件事便是把乡下的父母接来，忙着请封诰命，忙着让母亲学习官场上的规矩，恨不得把一身泥土气全洗掉。 那些老太太进了城，也大都颤颤巍巍地裹起小脚，穿起绸缎，努力把自己塞进“老夫人”的模子里。 可李母偏不。她七十余岁了，没打算为了儿子的官声改变自己的活法。 轿帘被踢开的那一刻，她大概也没想什么大道理，只是觉得儿子的话刺到了痛处。她这一生，最听不得的就是这种遮遮掩掩的话。 后来有人提到李鸿章，总说他与人周旋时滴水不漏。可在母亲面前，他似乎总有些施展不开。 1868年的这一场风波，没有记载于正史，只在一些私家笔记和乡野传闻里偶有提及。 但细想之下，这倒是李鸿章一生少有的狼狈时刻。这种狼狈不是来自政敌的弹劾，也不是来自战场的失利，而是来自一个老妇人响当当的责骂。 他站在尘土飞扬的官道上，听着轿子里均匀的呼吸声，大概终于明白，有些来处，是遮不住的。 那顶轿子最终安稳地抵达了总督衙门。李鸿章亲自上前撩开帘子，伸手去扶。 李母搭着儿子的手腕，踩着那双大脚稳稳落地，看也没看周围跪了一地的仆从，径直走进了内院。 李鸿章跟在后面，拍了拍马褂上的灰，回头冲众人说了一句：“都散了罢。”声音平静，没有解释，也没有恼羞成怒。 信源：《李文安、李鸿章家书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