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新四军一指导员被日军狙击手击中，连队中一新兵见状凭借缴获而来的一把“三八大盖”和日军精锐狙击手对射，最终凭借自己的智慧，成功击毙对方，抗日狙击手的真实故事。 王志康中弹后，壕沟里短了一截声音。 不是没人喊，也不是枪声停了。朱家湾阵地上还乱着，子弹擦过土沿，泥点往人脸上溅。可七连的人都明白，真正危险的那支枪不在正面火力里。它藏在远处一个小土包后，慢慢等，等有人抬头，等有人慌。指导员右臂被打穿，血把袖子浸透，他把身子往沟底压了压，没有急着站起来。一个指挥员在这种时候不能倒，也不能把自己的位置再送给敌人。 王信功被叫过去时，身子还没完全蹲稳，头顶就挨了一下。 帽子飞出去，头皮被子弹擦开，热乎乎的血顺着额角往下淌。他没有叫，伸手摸了摸，知道只是皮肉伤。战场上最残酷的一点就在这里，人还喘气，就得接着办事。 王志康指了指前面，话不必多，意思已经很清楚，那个狙击手必须拔掉，不拔掉，沟里的人就像被钉住了。 这个年轻兵并不是部队里养出来的神枪手。若把镜头往前挪一点，会发现他身上没有多少传奇的光，更多是乡下少年被战火推着走的硬茬。 王信功是安徽定远人，坝面王村的孩子，小时候见惯的是地里的活计，不是枪。 日军进到定远后，乡间的日子变了味，白天怕，夜里也怕。 新四军在淮南、定远一带活动，宣传干部进村，王信功跟着听，跟着看，心里那股劲慢慢拧起来。 一九四二年前后，他和十来个青年离家投军，找到了新四军二师五旅十三团，被分进三营七连当通讯员。十三团隶属二师五旅，长期在淮南津浦路两侧同日伪周旋。这里不是大兵团舒展队形的平原演习，更多时候是村庄、圩子、沟渠、据点之间的拉扯。 通讯员听着像跑腿，真打起来却要钻火线，传命令，找连排干部，胆子和腿脚都不能软。 刚进部队时，他最惦记的就是枪。 可新四军没那么多家底。有人拿步枪，有人只有大刀和土造手榴弹。王信功起初也没有像样的枪，心里憋得慌。指导员告诉他，枪不是等来的，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这话不好听，却实在。此后他只要看到老兵擦枪、练瞄准，就往旁边凑。 借来端一会儿，听人讲一会儿，准星、缺口、枪托、呼吸，都像碎米一样一点点攒进脑子里。 子弹少，练枪不能痛快打。 他只能把动作练细。端枪久了胳膊发酸，也不敢随便晃；扣扳机时手指急一点，枪口就会跑。老兵看他黏在枪边上，有时嫌他烦，有时也愿意多说两句。 真正让他有自己步枪，是一九四三年冬以后几次打日伪据点。 战斗里他用手榴弹冲过，也从战场上缴到枪。他挑了一支三八式步枪，枪身长，弹仓五发，六点五毫米口径，后坐力相对轻。它原本是日本兵手里的家伙，到了王信功手里，就成了新四军战士往回讨账的东西。 朱家湾这一天，那支枪派上了用场。 对面的日军射手不好对付。三四百米的距离，听着不算远，可人在壕沟里，视线被土沿切得七零八碎。那个小土包不高，藏一个人却够了。狙击手不需要到处跑，只要稳住，等新四军这边露出肩膀、帽檐、半张脸。王信功看了好一会儿。 头上的伤口一跳一跳疼，手心也有汗。他知道不能抢快。抢快就是把自己变成对方的靶子。 他用刺刀在掩体边抠出一道浅槽，让枪管能从低处伸出去。这个动作很笨，也很管用。人少露一点，活下来的机会就多一点。接着，他把刚才被打掉的帽子捡回来，用一根小棍顶着，慢慢送到沟沿上。帽子不是脑袋，却足够骗一个正在找目标的人。 土包那边果然响枪。子弹扑过来的一刻，敌人的枪口也把自己交代出来。 王信功扣下扳机。没有多余动作，也没有第二次犹豫。枪声落下去，旁边的连长魏敬堂看见对面有了反应，知道打中了。等战斗结束，战士们清理到小土包边，那个日军狙击手已经倒在那里，脖颈中弹。 王信功这一枪，准在枪法，也准在心气。 若他早半拍，可能打空；若晚半拍，壕沟里还会有人挨枪。 这件事后来容易被讲得很热闹，好像一个新兵随手就压过了日军精锐。 真要放回当年的战场，味道没那么轻。日军训练时间长，射击条件也比新四军宽裕，专门挑出来的射手更会藏、更会等。新四军战士许多时候枪要缴，弹要省，练习机会像碗底那点粮，抠一抠才够。王信功能在朱家湾活下来，还把对方打倒，靠的不是传奇口气，而是平日里一点笨功夫，临到生死处没有散架。 抗战中的很多胜负，就压在这种小地方。 一条沟，一顶破帽子，一支缴来的三八式步枪，一个头皮还在流血的年轻兵。远处的小土包安静下来，王志康的伤口还得包扎，阵地上的泥土被踩得稀烂。 王信功没有站起来摆什么姿势，他还得跟着连队往前挪，枪膛里只剩下一阵淡淡的火药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