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坐了5年牢的陈独秀出来了，出来后他想回延安，重新跟着共产党干，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和张闻天商量后说：可以，但有3个条件。 南京的炮声一响，老虎桥监狱那堵墙也跟着发抖。 陈独秀关在里头，已经不是当年站在《新青年》前头挥手的人了。六十来岁的身子，牢饭吃了近五年，病气也有，倔劲也有。 日机轰炸南京时，监狱受了波及，他在混乱里躲过一劫。 外面的人听到消息，心里发紧。陈中凡赶过去看，见人还活着，才算把一口气咽回肚里。胡适、张伯苓也开始奔走，西安事变后释放政治犯的口子又松了些。 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牢门开了，陈独秀出来了。 他这一出来，很尴尬。 国民党觉得他离开共产党多年，或许能拿来做文章。 蒋介石那边愿意放人，未必没有这层盘算。可陈独秀偏偏不好摆弄。报纸若把他写成悔悟，他不认；有人想让他当官，他不接；后来又有人许下十万元活动经费，还拿五个国民参政会名额作诱饵，劝他另起一个所谓新共党，他照样甩脸拒绝。 他刚出狱不久，去找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叶剑英和博古。 话说得很明白，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愿意同共产党一道抗日。这里头有旧情，也有国难面前的判断。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已经被开除党籍，身份早就不一样了，可日本兵逼到门口，许多旧账忽然也没那么容易一句话算清。一个曾经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一个后来被组织划出去的人，重新把手伸过来，这手接不接，接到什么程度，都不是小事。 延安那边没有立刻把门闩插死，毛主席和张闻天商量后，给出三个条件。 陈独秀得公开同托派理论和组织切割，承认过去走错；还得公开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光说不够，行动里也要看得出诚意。三条摆出来，像三块石头，最沉的是第一块。后两条他能接受，抗日这件事他原本就不含糊。 可要他公开认错，等于让他亲手把多年坚持折断，搁谁都难，搁陈独秀身上更难。 陈独秀这个人，一辈子不大肯低头。 早年骂旧礼教，办《新青年》，把一潭死水搅得满屋子响。他不是温吞的人，也不是会顺坡下驴的人。到晚年，骨头还是那根骨头，只是世道变了，位置也变了。 当年他能让一代青年心里起火，后来也能因为自己的固执把路越走越窄。 硬骨头有时能撑起一个时代，有时也会卡住自己的咽喉。 毛主席对他并非没有敬意。 一九一七年，毛主席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发表《体育之研究》，陈独秀注意到这个湖南青年。一九一八年，毛主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接触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陈独秀那股敢说敢干的气势，给青年毛主席留下过很深的印象。 多年以后回头看，这种影响不能抹掉。 可影响不是通行证，旧日欣赏也不能替代政治判断。 两人的分歧，早在革命潮水正急的时候就露出来了。一九二六年前后，农民运动和土地问题已经顶到眼前。毛主席看得很重，认为不能一直拖着；陈独秀却担心火候未到，觉得当下更多只能宣传。 到大革命后期，他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不断退让，局势坏下去，他拿不出稳住局面的办法。 一九二七年被撤职，一九二九年离开组织，这些都不是小裂缝，是路口上的大转弯。 所以毛主席愿意给合作留口子，却不能把原则抹成浆糊。 抗战时连蒋介石都能合作，陈独秀当然不是绝对不能合作。问题是合作不能装糊涂，不能把旧分歧塞进抽屉里，当作没发生过。陈独秀要回来，就必须说明自己站在哪边，不能一只脚踩在统一战线里，一只脚还陷在旧争论的泥坑中。 事情坏就坏在，王明从苏联回来后，把话说绝了。 他给陈独秀扣上“日本间谍”和“汉奸”的帽子。这种话太重，像一块脏石头砸在人脸上。陈独秀本就火性大，哪里受得住。张国焘后来又在旁边挑拨，原先还剩一点缝隙的关系，被一点点撕开。 人和人之间，有时不是一刀断的，是一口气一口气冷下去的。 战火继续往前推，陈独秀也只能跟着乱世搬家。 从安徽到长沙，又到重庆。重庆闷热，日机常来，他还有高血压，身体撑不住，后来去了江津。中共方面仍想再劝一劝，一九四零年托他的老友朱蕴山去说，希望他到延安看看。陈独秀没有答应。他提到李大钊不在了，陈延年也不在了，又说自己已经落伍。 话不多，却像门轴生了锈，推也推不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在江津病故，六十三岁。 屋子不大，身边也谈不上热闹，留下的不是一个圆满故事，而是一截拧巴的历史。有人记得他的开路之功，也有人记得他的误判和固执。 风从江边吹过来，纸页轻轻翻了一下，那份他始终没有写下的检讨，像一块冷墨，停在桌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