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任妻子相继去世，六名子女纷纷抱怨，直到他活到九十三岁时原配子女却没有人为其送终 1937年12月23日凌晨，杭州江面迷雾未散，钱塘江大桥传出一声巨响，震得岸边瓦砾纷飞。爆破位置是那位身着灰呢大衣的总工程师亲手划的红线，几分钟前，他还举着手电检查最后一个螺栓。炸桥，是为了阻敌南下，也是他在大桥通车仅88天后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硝烟里，他的脑海却闪过另一座桥——1906年端午节轰然坍塌的镇江文德桥。那年他11岁，亲眼见车马坠江、呼救声此起彼伏，自此立誓要把“中国桥”写进自己的名字。十年后，他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又横渡太平洋，在康奈尔、卡内基攻读结构工程，拿下工科硕、博学位。留学并没让他留恋海外舒适，1919年底，他登船回国，自称“只想为中国铺桥架路”。 回国第三年，他在南京完婚。新娘戴传蕙出身扬州书香世家，琴棋书画都在行，却主动收起闺秀情怀，把全部精力用在丈夫与六个孩子的起居教育上。一家人十几年间搬了二十多次家，最远时从北平迁到重庆，家具打成木箱，被褥塞进麻袋，码在一节节闷罐车里。孩子们习惯在摇晃的火车里数枕木，妻子却在车厢角落悄悄咳血。 1946年初夏，上海法租界灯火阑珊。21岁的权桂云在朋友茶会上唱起《苏武牧羊》，歌声婉转。那晚宴散人稀，她扶着栏杆轻声问：“您真是那位造桥的茅先生？”他点头，正色回答：“桥是给所有人过河的。”一句平实的回应，开启了另一段关系。消息传到北京，家中炸开锅。长子茅于越抱着图纸质问：“母亲撑家多年，您就这样？”大儿子的那一声“您”，从此变成冰墙。 妻子身体每况愈下，搬进协和医院时已难以平卧。小女儿在病房门口低声说：“妈，爸要来看您。”她合上眼睛，只回了四个字：“不必劳神。”1967年冬天，她悄然离世，没有留下只字片语。葬礼那天，雪下得很细，夫家与娘家人各站一边，谁也没提“和解”二字。 自此，六个子女相约不再踏进父亲门槛。长子把新地址藏得严严实实；三女儿把父姓改成了母姓。茅以升几次写信，墨迹深重：“家有不睦，父之过也。”信皆石沉大海。晚年友人劝他主动低头，他苦笑：“桥能跨江，人心却难度。” 事业并未停歇。1954年，他作为技术顾问参加武汉长江大桥方案论证；1958年，北京人民大会堂结构改动加急，他拄拐杖在工地蹚泥。专业期刊统计，他一生发表论文百余篇，笔记里常写“材料、荷载、耐久”，却极少出现“家庭”二字。 1979年，权桂云病逝于北京东单的老房子。治丧那天，他清点挽联，发现没有任何儿女的名字。沉默许久，他让秘书撕掉自己署名的横幅，说：“她生前怕热闹。”次年，他把随身物品简化到一只小箱：一支计算尺、几本桥梁手稿、一张全家老照片，照片里原配妻子揽着六个孩子，继室并不在内。 1989年11月12日，北京气温骤降。他在医院里断断续续地翻看《桥梁工程概论》清样，中午合上书本，再未睁眼。官方追悼会上，学术界、政界代表云集，却不见那六位子女的身影，陪在灵柩旁的是继女茅玉麟。有人感慨，“此生造桥无数，独缺一座通往家门的桥。”而礼堂外，初冬的风吹动黑纱，他的传奇与缺憾一并尘封，却也在中国桥梁史上留下不可替代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