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对印宣战时机多次深思，耿飚却表示这个问题他有办法解决，你知道他的处理方法吗？ 1959年冬末，中印边境东段的风像刀一样，驻守在山口的巡逻分队发现对面营地插起了新的铁丝网。那根网线默不作声，却把两国关系割得更深。此后不到三年，越线驻兵、哨所冲突此起彼伏，北京与新德里之间的电报线几乎被斥责与抗议塞满。情势每一天都在变坏，直到1962年10月，中南海的灯彻夜长明。 那天是18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桌上摊开的地图，一半是青藏高原，一半是喜马拉雅山脉。与会者没人怀疑对方的意图，疑问只剩一句：什么时候、怎样动手？周恩来把视线在地图上来回移动，随后抬头提问：“军事行动可以多快完成？外交口信能否同步抵达？”问题抛出，屋里陷入长久寂静。 罗瑞卿给出时间表，前线部队已完成集结，只待一声令下。军事拳头攥紧，可宣布战争的手却不能抖。国际法要求交涉在先，若不照会，舆论立即扣上“侵略”帽子；可一纸照会提前送达，又会让对方得以布防。两难之间，需要一把精确的时钟，更需要一位同时懂外交与战场的人。 耿飚被叫进会议室时，文件夹上还沾着新打印的墨香。听完争论，他笑了笑：“办法不复杂，夜里送文书，天亮发动反击。”一句话让众人豁然开朗，却有人担忧：深夜递交是否失礼？耿飚摊开文件，“国际公约只规定‘在行动前通知’，没规定必须白天。凌晨三点，也在行动前。”周恩来沉思片刻，轻声说了句：“就按这个时间节奏办。” 19日傍晚，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换上礼服，手捧封缄完好的照会，乘车驶向日坛路。印度大使班纳吉出访未归，馆内只剩代办值守。门铃响起时已近子夜，代办睡眼迷离，被告知“有重要照会，当面递交”。不多时，外交袋上落下对方的签字与时间：10月19日23时40分。几分钟后，电报飞向前线，“宣战书已交，行动照时执行”。 同一刻，海拔四千米的前沿阵地，信号弹撕破夜幕。山谷回声里，炮火像鞭声一样抽响。印军原本准备的次日巡逻计划瞬间落空，多个据点被突破，通往后方的山径被阻断。战斗持续到次日清晨，印军被迫后撤十余公里，错愕远多于伤亡。突然性起到了应有效果，而合法性则体现在那份已送达的外交照会上。 外界后来议论，中国此举兼顾了“礼”与“战”。其实，礼源于实力的自信，也源于制度化的决策程序。早在会前，周恩来就让外交部和总参谋部分别列出详细时序表，任何变更都需经他拍板；耿飚则把国际公约条款、历次战争宣战先例整理成册，放在每位常委面前。对外，必须表明自卫；对内，更要保证协同。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精确分工并非一蹴而就。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口径与军令脱节的教训不止一次发生。抗美援朝初期的“零时区别”就让中央痛定思痛：枪声不能先于话筒，但也绝不能让话筒拖慢枪口。1962年的这一次，可说是磨合后的成熟范本。 战事仅延续了一个多月便告结束，边界问题却没有因硝烟散去而终止。可在那场决定宣战时机的会议上，决策者们完成了对“怎样为战争找准开关”的制度练兵。从此以后，外交与军事的钟摆被调到了同一节拍，哪怕山高路险，指针也能同时指向国家利益的核心。 “倘若再来一次，还用夜里送吗？”多年后有人向耿飚求证。他摆摆手：“时势不同，做法未必一样，但原则不会变——先言理，再用兵，该快时就不犹豫。”这句话没有被写进任何官方公报，却在当年的暗夜里，沿着礼宾车的车灯，一直照向边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