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特务去小学抓地下党杨文海，谁知刚到校门口，恰巧就碰上了杨文海。特务赶紧拦住了他，杨文海以为自己完了，不料特务并没有对他下手，而是问，你认识侯振斋吗？ 主要信源：（抗日战争纪念网——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的建立与活动） 1938年宁夏银川的空气里，总飘着一股火药味，不是前线打鬼子那种轰隆隆的响。 是马鸿逵的特务们皮鞋底蹭过石板路的沙沙声，听得人后脖颈发凉。 实验小学的教务主任杨文海，每天夹着教案进出校门，袖口磨得发毛。 谁也不知道他另一个身份是地下党，化名“侯振斋”，这名字后来成了特务嘴里咬碎了也逮不住的谜。 那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杨文海上完课往校门口走，刚迈出门槛，两个穿黑大褂的特务就堵住了他。 腰里别着枪，手按在枪套上，眼神像钩子似的往他脸上刮。 杨文海心里“咯噔”一下，教案差点没拿稳，他知道特务盯上“侯振斋”很久了，怕是躲不过。 可他脸上半点没露怯，反而皱起眉头，装出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特务开口就问，“你认识侯振斋吗？” 杨文海脑子转得比算盘还快，侯振斋就是他的化名，特务把“斋”说成了“齐”，一字之差，差的就是条命。 他摇头晃脑地说，“侯振斋？ 没听过啊，我们学校就这几个老师，街坊邻居也都是老实巴交的，哪有什么叫这名儿的。” 特务盯着他看了半晌，手还在枪套上摩挲，杨文海心里直打鼓，却硬撑着没挪步。 他办公室抽屉里还藏着没销毁的秘密文件，要是被搜出来，整个银川的地下组织都得完蛋。 正僵持着，校长从里面走出来，帮腔说，“两位长官，侯主任是我们学校的顶梁柱，天天备课批作业，哪认识什么可疑分子。” 特务们半信半疑，非要进学校搜。 杨文海心里慌得不行，面上却稳得像座山，带着他们从一年级教室开始一间间转。 教室里娃娃们读书声震天响，特务们听得心烦意乱，哪有心思细查。 趁他们分神，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悄悄溜出后门，给城里的同志报了信。 等搜到教务处，抽屉里的文件早烧成了灰，顺着下水道冲得干干净净。 特务们翻箱倒柜，连床底都扒拉了一遍，啥也没捞着，气得骂骂咧咧走了。 临走前头头恶狠狠地瞪着杨文海，“你小子给我小心点，再让我撞见你搞鬼，一枪崩了你！” 杨文海靠在墙上，后背的蓝布衫早被冷汗湿透了，等特务的身影拐过街角，他才敢大口喘气。 当天夜里，他就通知同志们转移，自己却留了下来，敌人越是盯着，他越要藏在他们眼皮底下。 接下来的半个月，特务们跟牛皮糖似的黏着他。 上班有人跟，下班有人盯，连去买个菜都有尾巴跟着。 杨文海照样上课批作业，跟老师们闲聊家常，看起来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教书匠。 可暗地里，情报照样往外送，新人照样往里拉。 有回敌人突击搜查，他把写满消息的小纸条夹在学生的算术本里，特务翻遍了办公室，愣是没瞧见那叠本子。 他就像个在刀尖上跳舞的艺人，没枪没炮，全靠脑子和胆子，硬生生把学校变成了战场。 这事儿要是放在现在，估计有人会说杨文海是“天选锦鲤”，运气好到爆。 可实际上，他那点“运气”全是拿命换的。 1937年他刚到学校时，就联合几个老师成立了“西北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后来改成“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简称“少战团”。 一群半大孩子，跟着他上街画漫画、演街头剧、唱抗日歌，把《放下你的鞭子》演得台下老百姓直抹眼泪。 马鸿逵的特务早就盯上他们了，只是苦于没证据，才一直没动手。 杨文海能一次次化险为夷，靠的不是运气，是那股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机灵劲儿。 他知道特务们没见过“侯振斋”的真人，就敢拿化名当护身符，知道特务们怕把事情闹大，就装病装傻拖延时间。 知道孩子们是最好的掩护，就让小姑娘们帮忙传消息。 有一次，他故意指着远处说“侯振斋往那边跑了”，特务们呼啦啦全追了过去，翻遍了整个街区也没找着人，回头才发现上了当。 可敌人没那么容易死心。 1938年冬天，马鸿逵的特务队加大了搜捕力度，杨文海知道不能再留了。 在组织安排下，他趁着夜色渡过黄河，奔赴延安。 走之前，他把剩下的文件全部转移，跟校长和同事们一一告别。 校长后来才知道，那个天天跟他讨论教学方法的侯主任，竟然是共产党派来的地下工作者。 杨文海走了，但“少战团”的种子已经撒遍了宁夏。 那些跟着他喊口号的孩子们，后来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有的留在当地继续斗争。 而杨文海在延安继续他的革命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宁夏，说起当年的惊险，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那时候年轻，不怕死。” 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总觉得挺震撼。 一个教书先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藏了那么久，救了那么多人，最后还能全身而退。 他没上过战场，没扛过枪，却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