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年底，一辈子不看电视的钱学森突然跟儿子说：“支个电视行不行？贵不贵啊？多少钱？”儿子钱永刚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2008年深秋，北京西郊一处静谧的院落里，97岁的钱学森已基本卧床不起，这天，他趁着精神尚好，用温和的上海话对儿子钱永刚说：“永刚，我想支个电视机，你看看好不好？这个电视……要多少钱？贵不贵啊？” 钱永刚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太了解父亲了：这位让中国导弹、原子弹发射提前至少二十年的科学巨匠，几十年来获取外界信息全靠一台老旧的收音机。 当听力严重衰退、连收音机也无法再用时，他就靠翻阅报刊杂志，一字一句感受国家的每一次心跳。 看着父亲瘦削的脸，钱永刚眼眶红了，他想起父亲当年在美国，三十六七岁已是麻省理工终身教授，能自由进出五角大楼、掌握世界顶尖国防机密。 可为了回国，他放弃了高薪和优渥生活，经历了长达五年的软禁——特务每隔15分钟拉开刺目的灯，让他无法安眠，15天就瘦了30多斤，他心里只有一句话：“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自己的祖国！” 1955年，钱学森回到祖国，面对百废待兴，他月工资仅三百多元，他从不搞特殊化：穿蓝色卡其布中山装，领口袖口磨出了白线也舍不得换，婉拒专车接送，宁愿背着旧包在食堂排队买饭，国家分配的新房他不住，非要和科研人员挤大通铺，顶着戈壁滩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在罐头标签上写写画画。 到了晚年，他的听力急剧下降，广播里的声音听不清了，而那些关乎国家发展、国防尖端的信息，恰恰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事，这才让他打破了86年没摸过电视的习惯，小心翼翼地向儿子开了口。 钱永刚强压心酸，回答：“爸，咱不差这点钱。您想要电视还是汽车，儿子都有。孝敬您，我不心疼！”钱学森听了，舒心地笑了。 很快，一台崭新的电视搬进了老人的卧室，他不再嫌浪费时间，而是津津有味地盯着屏幕，总让家人锁定新闻频道或体育赛事。 看到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高兴，可看到满大街跑的高档汽车依然是“外国心”，他瞬间陷入焦灼，喃喃道：“泄气……人都干什么去了？” 仅仅一年后，2009年10月31日，这位科学巨匠与世长辞，那台陪伴他生命最后时光的电视机，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它见证了一位百岁老人，在人生末尾，对他亲手撑起的那片华夏晴空，做最后一次深情的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