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这位原浙江省副省长已经被关押了七年。他一身病痛，处境凶险，随时都可能熬不下去。妻子刘馨整日以泪洗面，四处申诉却处处碰壁。走投无路之下，她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写下一封信，打算寄给毛主席。让人意外的是，这封信最终真的送到了主席手中。 刘馨写信的时候，并不知道事情还能不能有转机。那时的王芳已经长期与外界隔绝，身体越来越差。北京干校里的人都清楚，这位曾经在浙江政坛工作多年的干部，已经被反复审查多年。刘馨能做的办法几乎都试过了，最后只能把希望押在那封信上。 而毛泽东看到信后，并不是第一次听到“王芳”这个名字。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王芳就在浙江公安系统工作。1953年底，毛泽东到杭州主持宪法起草工作，住在西湖边的刘庄。当时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就是浙江公安系统负责人王芳。 那段时间，杭州的警卫工作非常严格。王芳每天都要带人检查周边道路、山路、水面和进出线路。毛泽东有时深夜散步，有时临时改变路线，警卫人员必须提前处理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王芳长期负责这些工作，毛泽东对他并不陌生。后来毛泽东多次到杭州，王芳仍是主要警卫负责人之一。 1954年初，浙江方面一次内部聚会上，有人提出“王春芳”这个名字太文气，建议把“春芳”里的“芳”字改掉。毛泽东当时没有直接评价名字，而是谈起山东绿化问题，说山东很多地方还是荒山，草长出来不容易。这件事后来在浙江干部中流传很久。也是从那以后，“王芳”这个名字正式固定下来。 王芳并不是地方成长起来的普通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山东从事保卫工作。1937年参加抗日武装后，王芳因为识字、做事细，被调到锄奸和敌工部门。那时山东根据地环境复杂，日本特务、伪军和地方势力混在一起，保卫干部不仅要调查情报，还要保护根据地机关安全。 1940年前后，王芳已经在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负责锄奸工作。后来又进入鲁中军区保卫系统。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在华东部队从事保卫工作。这段经历影响了王芳后来几十年的工作方向。 1949年杭州解放后，王芳进入杭州市公安系统，很快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随后又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 当时的杭州并不平静。新政权刚建立，潜伏特务、旧警察系统遗留问题、社会治安混乱等情况都存在。王芳长期负责公安系统整顿工作。浙江公安系统不少老干部后来回忆，王芳工作风格很直接，下基层也很频繁，经常突然去基层派出所检查情况。 1960年代中期，王芳已经担任浙江省副省长，并兼任地方重要职务。但“文革”开始后，全国公安系统受到冲击，许多长期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都被卷入审查。王芳因为长期负责警卫和公安工作，也受到严重冲击。 1968年后，王芳被带到北京接受长期审查。公开资料显示，他被隔离多年，身体状况不断恶化。期间，浙江一些老干部曾尝试反映情况，但事情一直没有结果。 1970年底，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提到王芳。毛泽东认为，一个长期负责中央领导警卫工作的干部，如果真有严重问题，不可能多年都没有暴露异常情况。这番话后来虽然传达下来，但并没有立刻改变王芳的处境。 真正让事情出现变化的，还是刘馨那封信。1974年，毛泽东再次看到有关王芳的情况后，专门作出批示。公开资料记载，毛泽东在批示中写下“王芳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等内容。之后，王芳才逐步恢复自由。 恢复工作后，王芳并没有离开政法系统。1977年后，他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先后在浙江、中央政法系统工作。1980年，中央决定依法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特别检察厅，王芳担任检察员，参与相关工作。 1987年，王芳出任公安部部长。很多普通人今天熟悉的制度，也是在这一阶段逐步推进的。居民身份证制度全国推广，就是其中之一。1988年，全国开始大规模统一发放居民身份证，公安系统投入大量力量建立人口信息和证件管理体系。 王芳任内还推动全国禁毒工作。当时国际毒品犯罪开始向中国周边蔓延，公安系统逐步建立跨地区禁毒协作机制，并加强国际合作。后来《人民警察法》的制定，也与这一时期公安法制建设有关。 2009年，王芳在杭州去世。很多浙江老干部后来回忆，王芳晚年很少谈自己被审查那段经历，更愿意谈战争年代和公安工作中的具体事情。 回头再看1974年刘馨写下那封信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那封信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改变了一位老干部的命运，也因为它让一段多年悬而未决的历史终于有了明确结论。 参考资料：浙江日报《王芳：从锄奸战士到公安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