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灵武宣告解放后，宁马128军军长卢忠良见大势已去，把贺兰军军长马全良、11军军长马英才等召集到一起，对他们无奈地说道："解放军兵临城下，马主席走了，大少爷(马敦厚)走了，连司令官(指马敦静)也走了，你们准备怎么办？我准备起义！" 马全良和那位十一军军长对视了一眼，都愣在那里。 "什么，司令官也跑啦？"马全良先开了口，声音里带着几分不信。 十一军军长一脸无奈地说，我们一直在前线打仗，这些根本不知道。 屋子里沉默了一会儿。马全良缓缓叹了口气，说，既然上头都跑光了，那还有什么说的，起义呗。 这场会议，大概没超过二十分钟，却决定了宁夏十六个县市旗的命运。 说起来，卢忠良在那个时刻能开这个口，本身就值得认真想一想。 宁夏马家军是高度家族化的军事集团，重要职务几乎全由马氏宗族把持。 卢忠良因说话声音低沉沙哑，人称"卢哑子"，汉族出身，是马家军里货真价实的外人。 能做到128军军长，靠的是二十多年踏踏实实的军事积累，走的是纯粹的职业路线，不靠血缘，不靠门庭。 正因如此，当马鸿逵父子相继出走，卢忠良反而是第一个看清处境的人。 他没有马氏血脉可以庇护，也没有去台湾的政治资本，他只有一支还没有溃散的军队，和一个正在快速收紧的包围圈。 就在这之前几天，128军在防守金积时决口汉延渠三十余处，破坏所有桥梁，让二十多里地区洪水泛滥，万亩良田被淹，百姓无家可归。 这道命令的逻辑很简单——用洪水替代防线，迟滞解放军进攻。但这片被淹的土地上住的是宁夏普通农民，是和马家军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百姓。 讲真的，这水一决，宁马在宁夏留下的最后一点人心，也跟着流走了。 解放军第19兵团的战士们看见了这片洪水，没有停下来。他们踩着积水，就地取材架桥，分散纵队通过，一步一步往前走。 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后来记述，这段行军是整个西北战役后期最艰苦的机动之一，但没有一支部队因此停止推进。 兵团采取架桥通行、跟踪追击、截断退路等方式，对金积形成合围，随后攻入灵武、吴忠堡，128军大部被歼。 马敦厚和马敦静在局面彻底崩溃之前，各自扔下部队跑了。 史记里有句话，飞鸟尽，良弓藏。 说的是功成身退之后的悲凉，但卢忠良和这些将领面对的，是还没到"功成"就已被人撇下的处境。 跑路的人带走了金银和家眷，留下的是一个根本撑不住的战场。 1949年9月19日，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等二十八名宁夏兵团高级将领联名发出停战通电。 马光宗同时扣押了一架国民党派来接运人员物资的飞机，将其移交给随后进驻的解放军部队。这几个动作连在一起，让起义从一纸通电变成了有实质内容的和平移交。 宁夏和平解放，经历马氏家族数十年封建统治的十六个县市旗，完整地转入新的时代。 卢忠良后来出任甘肃省农牧厅副厅长，在西北土地上继续做事，熟悉地形、水利、牧民的那些年积累，在农牧业建设上都用得上。 他还坚持写信，与台湾和海外亲友保持联络，接待来大陆探亲访友人士，为促进两岸沟通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 一个在马家军里熬了半辈子的外姓将领，在最关键的时刻看清了历史的走向，做出了让宁夏免于更大流血的决定。 这份清醒与担当，难道不正是那个年代历史转折处，最需要、也最难得的东西？ 文章来源：《宁夏解放战争史》、《宁夏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