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的大地主毅然起兵抗日，最终成为旅长，毛主席关心地问：有人故意为难你吗？ 1935年深秋，任丘东南的麦场灯火通明。 “今年工钱，再加两成！”高士一扬声宣布，老雇工李三挠头，半信半疑地嘀咕：“真不怕亏本？”高士一只笑：“咱口袋鼓，但得大家都能过年。”在那个地主多靠重租厚利过活的年代，他的做派称得上异类，村里人暗地里管他叫“怪四爷”。 往前推四十年，1895年，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北方大户人家。清末地方绅士兼营粮栈、油坊、铁锅作坊，田地上千亩，算得上衣食无忧。奇怪的是，他对银钱虽在意，却更在意长工们的活计是不是安全、孩子是不是能读私塾。这样一层微妙关系，为后来突然爆发的抗日风暴埋下伏笔。 九一八事变震动关内，他带着家族账本琢磨整整三夜，第四天告诉弟弟：“咱家一辈子靠这片土地，倘若日本人真来了，先抢咱的地。”弟弟不信，他却开始悄悄储备枪支。河北在日伪“囚笼”里越陷越深，乡间已出现零散的自卫团体。高士一没有急着挂牌，他先把仓库里堆积多年的旧步枪、子弹油纸仔细擦上机油，等。 机会来的时候并不体面。1937年，娘娘宫庙会当天，驻在附近的日军宪兵队闯进庙里，抓走少年十余人。乡亲奔走呼号，县保安团却躲在衙门后院不出门。黄昏时分，高士一带着五十多条枪拦住日军卡车，枪声惊飞了整个村子的麻雀。不到半个时辰，九十多个鬼子横七竖八躺在田埂，第一仗竟打成了。 “咱真跟小鬼子干上啦？” 兵痞出身的张狗剩挥着枪，大笑里夹着惶恐。 “这仗是不得不打。”高士一拍着他的肩，“要么活得像个人，要么跪着挨宰。” 消息传开，逃难的农民、被遣散的旧军人、连外地的教书先生也赶来投奔。到冬天，这支从场院里长出的队伍已逾四千人。饷银、药品、棉衣，全靠高家变卖麻油厂、酿造坊、磨盘作坊来贴补。几年后，人送外号“高家军”的地方武装，让日军步兵第27联队在白洋淀一带连吃苦头。 日方也不傻。1939年夏，三名日军少佐带着箱金条押至高家，为首那人摊开一幅草图：“只要高先生划界自保，边金十万两。”高士一却让勤务兵端来一壶茶，递到对方手里后退出屋子。几分钟后，三声闷响传出，枪口的硝烟顺着窗缝钻上屋梁。这下，退路彻底堵死。 日军随即绑走了他的长子和侄子，勒令其“回头是岸”。他被迫在皂荚树下看完两名少年遇害，全村都以为他会倒下。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夜色里踏着寒霜赶赴太行，主动找上八路军总部。贺龙比他年长十四岁，却第一眼就拍板：“你来带一个新旅。”任命下达，独立第一旅横空出世。 “老高，部里有没有人为难你？”1941年初春，延河水初融，毛泽东到前线慰问时，这样关切地问。 “没有，同志们拿我当自家人。”他回答得平静。 “不怕苦就好，咱们一起把这仗打到底。”毛泽东点头。 独立旅拎着缴来的一包包三八大盖，来回游击在津浦铁路与德石公路之间。炮火最旺的岁月里，高士一的土地早成焦土，老宅院也被烧成灰。有人劝他留点钱防身，他摇头：“家底都埋在泥里，没了就再挣。” 1945年夏季，华北的平原被庄稼染成墨绿。日本天皇颤抖着发布终战诏书时，高士一的旅正包围沧县日军据点。炮声停后，他让士兵退到村口，把缴枪日兵交给总部，再“三令五申，秋毫无犯”。在当年天下大乱的残破北方，这样的克制非常难得，却也换来了乡亲们对这支队伍最真切的拥护。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大军南下，最终在中南战场划下个人生涯的句点。曾经的“怪四爷”，在行军途中依旧替老兵缝棉被，逢集市就把军费换成盐和布匹。有战士背后开玩笑：“旅长像个管家。”传到他耳朵里，只换来一句轻飘飘的回应：“管得好，队伍才能打长久。” 抗战留下的硝烟早已散去，任丘麦场里却仍流传着他的两句话：一是“有田不如有国”，二是“替老百姓活着，死了也值”。这样的地主，历史给了他不同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