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7岁的钱学森躺在病床上，听力已经不行了。他拉着儿子钱永刚的手，小声问了一句：家里支个电视行不行，贵不贵啊。 2008年冬天，北京301医院的一间病房里，97岁的钱学森躺在病床上。 这位曾经推动中国航天事业腾飞的老人，此刻身形清瘦，深陷的眼窝诉说着岁月的无情。 儿子钱永刚像往常一样下班后赶到医院，走进病房时，看见父亲正半靠在床上，眼神有些茫然地望着空荡荡的墙壁。 忽然，老人用带着江浙口音的语调轻轻开了口：“永刚，支个电视行不行？多少钱？贵不贵啊？” 钱永刚手里拿着的苹果差点没拿稳。 他愣了几秒钟，低头望着病榻上的父亲，一股酸涩猛地涌上来，眼眶一下就热了。 他赶紧别过头去，然后尽量稳住声音说：“不贵，爸，一点都不贵。您想看，我这就去安排。” 眼前这位连买台电视机都要小心翼翼询问价格的老人，半个多世纪以前，在美国的别墅里，光是每年的收入就超过两万五千美元，曾经被美国海军次长评价为“抵得上五个师”。 钱永刚后来回忆说，父亲提出这个请求时，语气里的那份谨慎，不像一个为国操劳一辈子的老人，倒像一个担心自己提了过分要求的孩子。 没等儿子答应，老人又追问了一句：“贵不贵？” 钱学森的简朴，早就刻进了骨子里，回国五十多年，他始终住在航天大院那套老旧的宿舍楼里，地板踩着吱吱响，墙皮有些地方都脱落了。 组织上多次提出给他换一处带院子的小楼，他都婉拒了，只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已经够好了”。 中科院最初的月工资是三百五十元，加上院士补贴一百元，他一直觉得太高，还写信申请主动降薪。 到了1996年，他的月工资算下来也不过一千九百多元。 可就是这点收入，他还时常把稿费、奖金捐出去——1957年《工程控制论》得了一万元奖金，全买了公债，到期后连本带利捐给中国科技大学；1994年拿到何梁何利基金的一百万港币奖金，转身就捐给了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可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到了97岁住在医院里，耳朵渐渐听不清收音机里的新闻了，眼睛也不大能看清报纸上的小字了，才终于动了要台电视机的念头。 他不是想消遣，他这辈子从不看电视，这个习惯还是早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当教授时养成的——学校里顶尖的学者觉得看电视浪费时间，甚至以此为耻，钱学森跟着这个规矩一跟就是一辈子。 但到了病房里，报纸上的字看不清了，收音机里的女播音员声调一高就听不真切了，国家发展的消息一条条从耳边溜走，他急。 钱永刚当然答应了，他后来告诉采访的记者，买一台电视的钱他还是出得起的，他甚至跟父亲打趣说：“买汽车的话可能紧一点，买电视的钱肯定够。” 电视支起来以后，护士把声音调得很小，钱学森就半坐起来盯着屏幕看新闻。 家人劝他躺下休息，他摆摆手说：“还要看一会儿。” 那年北京奥运会刚办完不久，电视里播着各类赛事的画面，他还饶有兴趣地看了世界游泳锦标赛，花样游泳的镜头在眼前变动着，他看得挺来劲。 家人说他那段时间简直成了“老电视迷”，可所有人都知道，他盯着那块小小的屏幕，看的压根不是什么歌舞娱乐，他看的是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祖国，一天天变成了什么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