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钱学森在中关村大街散步，遇到一个乞丐向他乞讨。当钱学森准备掏钱给乞丐的时候却大惊失色，乞丐居然是自己的老师。被认出来后，乞丐挥着手，让钱学森不要理他，离他远远的。 1898年，叶企孙出生在上海唐家弄。那个年代，中国刚经历甲午之败，西方坚船利炮打碎了旧式读书人的自信。叶家有旧学根底，他从小读经史，也接触新式课程。正因为站在新旧交界处，他后来才更明白：光会背书救不了国家，必须掌握现代科学。 1911年，十三岁的叶企孙进入清华学堂。清华那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顶尖大学，而是近代中国向外学习的一条通道。少年叶企孙在这里接触数学、物理、外语，也看见一个落后国家追赶世界的紧迫感。对他来说，求学不是个人出路，而是时代逼出来的选择。 1918年，叶企孙赴美留学。到芝加哥大学，再到哈佛大学，他没有把留学当成镀金招牌。1921年，他参与用X射线测定普朗克常数，数据精度在当时很有分量。一个中国青年能在世界物理前沿留下名字，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中国人并不缺科学天分，缺的是平台和积累。 1924年回国后，叶企孙没有留在海外享受安稳日子，而是回到还很贫弱的中国办教育。那时实验仪器贵，国内工业基础薄，大学物理系要像样开课都不容易。他偏要从最难处下手，课程、实验、师资、制度，一项一项补起来。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国家脊梁。 1925年，叶企孙到清华任教，1926年主持物理系。清华物理系后来能成为中国科学人才重镇，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叶企孙抓基础课，也抓实验训练，还重视年轻教师。他不是只会讲漂亮话的教授，而是能为一台仪器、一门课、一个学生长期操心的人。 中国科学史里有个很硬的事实：许多后来撑起国家科技事业的人，都和叶企孙有直接或间接关系。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王淦昌、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名字，背后都连着那一代师者的培养体系。叶企孙厉害就厉害在，他不是培养一个天才，而是培育了一片森林。 抗战时期，大学南迁，课堂被炮火追着走。西南联大的条件艰苦，屋顶漏雨，设备短缺，学生吃饭都难。叶企孙仍坚持把物理课讲下去，把能带走的仪器尽量带走。中国科学没有在战火中断线，靠的就是这种咬牙硬撑的学者群体。 更不能忘的是，叶企孙并非只关心书桌上的公式。熊大缜投身抗日根据地，为冀中方面做技术工作，叶企孙曾给予帮助。科学在那时不是象牙塔里的玩意，而是和民族生死连在一起的工具。叶企孙支持学生投身抗战，这一点放在中国历史里看，分量很重。 后来叶企孙被卷入冤案，身心遭受沉重打击。这里不必渲染苦难，更不能靠猎奇吸引眼球。需要记住的是，一个曾经为中国物理教育打地基的人，晚年确实经历了不该有的困厄。历史若只剩叹息，那就太浅；真正该追问的是，怎样避免人才再被误伤。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去世，终年79岁。1980年，他获得平反、恢复名誉。迟到的结论当然重要，但历史的损失已经发生。一个国家评价知识分子，不能只等到盖棺后再献花，更要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给出尊重、信任和制度保护。 今天再看叶企孙，不能把他写成“落魄老人”就停笔。他更该被看作中国现代科学制度的建造者。清华物理系、北大磁学研究、抗战时期的教育坚守、对青年人才的托举，这些加在一起，才是他真正的历史位置。苦难只是他生命末段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