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劝所有中国人，真得先把心理准备做好，因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早就把很多人不愿正视的话直接挑明了。“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完全承认二战结果的国家，企图漂白其犯下的累累罪行。”扎哈罗娃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就得先从二战之后各国对军国主义的清算看起。 日本历史问题，最怕的不是有人批评，而是批评一次、热闹几天，过后又像没事一样。扎哈罗娃早在去年就针对日方涉南千岛群岛说法作出的；到了2026年4月，俄方又围绕日本向靖国神社供奉、放宽武器出口等动作，继续批评日本淡化二战教训。 日本一边在领土、历史叙事上不断强调自己的委屈，另一边又在安全政策上不断往前迈。 2026年4月21日，日本政府宣布数十年来最大幅度调整防卫装备出口规则，取消多项限制，为出口军舰、导弹等装备打开空间。仅仅一个月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又在5月19日呼吁金融机构投资本国防卫产业。 日本政府系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也放宽了对武器制造企业投资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亚洲国家会敏感，日本宪法第九条原本写得很清楚：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 可现实中的日本，早已通过“自卫队”“安保文件”“反击能力”“防卫产业强化”等说法，一层一层把战后约束往外推。再把镜头拉回靖国神社。 2026年4月22日，中国外交部证实并回应，高市早苗继21日供奉祭品后，又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日本政客也前往参拜。靖国神社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二战甲级战犯，这一点不是情绪判断，而是历史事实。 同样是战败国，德国走过的路不一样。纽伦堡审判从1945年11月持续到1946年10月，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判定19名被告有罪，12人被判死刑，3个纳粹组织被认定为犯罪组织。 这个审判的意义，不只是惩办几名战犯，而是把侵略战争、反人类罪和国家犯罪摆到世界面前。东京审判也审了日本战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开庭，到1948年11月结束，28名被告受审，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但和德国相比，日本战后政治、社会、教育层面对侵略责任的清理并不彻底，天皇裕仁也没有被起诉并保留了地位。 这种“不彻底”，后来变成了反复发作的老毛病。日本一些政客可以在国际场合谈和平，在国内却对靖国神社保持暧昧；可以纪念广岛、长崎，却常常淡化自己曾经发动侵略战争；可以讲“安全环境恶化”，却很少认真解释，亚洲邻国为什么一听到日本扩军就会警惕。 中国人尤其不能把这件事看轻。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中国经历了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军民伤亡在3500万以上。这个数字不是为了制造仇恨，而是提醒后人：历史不是抽象名词，它落在每个家庭身上，就是生离死别、家园破碎。 当然，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倾向，不等于仇视普通日本民众，也不等于拒绝一切交流。真正需要分清的是，日本社会里确实有反战声音，也有不少人反对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但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和部分政客也一直在试图改写战争叙事，把侵略包装成“自存自卫”或“解放亚洲”。 现在的危险之处，在于历史修正和军事松绑正在互相配合。一个国家如果只是嘴上不认账，国际社会还能批评；但如果一边不愿彻底反省侵略，一边扩大武器出口、刺激军工融资、推动“长期战争”准备，那问题就不只是历史课本里的争议，而是会影响东亚现实安全。 2026年4月28日，中国外交部还回应了高市早苗有关修订“安保三文件”、应对“新型作战方式”、为“长期战争”做准备的说法。中方质疑，日本在大力发展军工产业的同时又渲染紧张局势，是否正在重蹈历史覆辙。 这个问题，周边国家都听得明白。所以，扎哈罗娃的话真正戳中的，不是某一次供奉，也不是某一项出口规则，而是日本战后路线里长期存在的矛盾：一方面享受战后和平秩序带来的发展红利，另一方面又有人想把战后约束说成“束缚”，想把历史责任慢慢淡化。 这个趋势，不能靠一句“时代不同了”就轻轻放过。在我看来，中国人需要做的心理准备，不是天天把情绪绷到最紧，而是要有长期认知。 历史问题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自动解决，关键看当事国有没有真实反省、有没有实际切割、有没有停止挑战受害国记忆。德国能获得欧洲邻国相对稳定的信任，靠的不是一句道歉，而是长期法律、教育、纪念和政治克制共同支撑起来的态度。 日本的问题恰好在于，它常常把道歉说得含糊，把责任讲得模糊，把军事扩张包装成“正常国家化”。我觉得，对这样的国家，既不能用情绪代替判断，也不能用好感代替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