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在鹤立镇日本宪兵队的电线杆上绑着一个美丽的女人，日军对她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即使这样，她却高昂着不屈服的头颅，睁着美丽的双眼，怒骂着眼前这群日本人。 主要信源：（抗日战争纪念网——汤原抗战故事之十六：赵一曼式的女英雄刘翠花） 1937年鹤立镇那根光秃秃的电线杆，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寒风里，像个沉默的墓碑。 那年腊月，一个叫刘翠花的女人被剥光了衣服，赤身绑在上面。 北风刮在伤口上是刀割的疼，可她一直梗着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面前的日本兵。 她才27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大脑山村的妇救会会长。 那年头，东北早就不是中国人的东北了。 自打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占了东三省，汤原县这些地方就成了人间地狱。 日本人搞“归屯并户”，把散住的老百姓强行赶进大屯子，四周拉上铁丝网，修起炮楼，进出比登天还难。 他们想用这招切断老百姓和抗联的联系，把山里的抗日队伍活活饿死、冻死。 大脑山村离汤原县城三十多里地，日子更难熬。 青壮年都被抓去当劳工，地里收的粮食大半进了日军的仓库，老百姓啃着发霉的高粱米，还得随时提防日本兵的刺刀。 刘翠花就住在这个村。 她个头高，浓眉大眼，性子刚强，说话做事干脆利落，在村里挺有威信。 看着日本兵烧杀抢掠，她心里那股火压不住。 1935年，她悄悄加入了妇女抗日救国会，没多久就当了会长。 这差事听着不大，干的却是玩命的活。 抗联的队伍藏在深山老林里，缺衣少食，冬天眼看就要熬不过去。 刘翠花接到的第一个硬任务，就是给战士们做棉衣。 那时候，布匹棉花全是严控物资，多买一寸都得登记。 刘翠花把领来的料子拆成小份，天黑后挨家挨户送。 刘翠花自己四天四夜没合眼，挨家收衣服，再偷偷藏进地窖。 她婆婆就守在门外听动静，一有风吹草动就咳嗽报信。 那些棉衣一针一线，缝进去的是全村女人的盼头。 后来这些棉衣真送进了山，抗联战士穿着它，才能在冰天雪地里跟鬼子拼命。 1937年腊月十四的深夜，刘翠花猛地惊醒，推醒丈夫陈国兴，赶紧给两个孩子穿衣服。 门已经被踹开了，汉奸特务领着日本守备队闯进来，铁丝拧住手腕，一家子连拖带拽，被押到了西二堡的守备队。 那一夜，附近几个村子抓了44个人，刘翠花和其他11个骨干被挑出来，塞进闷罐车，送去了鹤立镇的日本宪兵队。 鹤立宪兵队就是个吃人的魔窟。 三合院的矮墙上全是铁刺线，岗楼架着机枪，探照灯扫来扫去。 刘翠花被扔进牢房，里面已经关着抗联六军的连长王宪荣和他的弟弟。 几个人一合计，不跑就是死路一条。 牢房里没工具，他们就从门缝里盯上一个生锈的铁钉，用筷子一点点拨过来。 有了这唯一的指望，几个人轮流用钉子挖墙，指甲磨破了，指尖渗着血，没人喊停。 墙一点点薄了下去。 除夕前两天，日本兵喝酒庆贺，醉倒了一大片。 牢房里的人屏住呼吸，从挖通的洞口往外爬。 先出去的砸死了看守，开了脚镣，翻过铁丝网。 刘翠花光着脚跑进雪地，脚底板早被酷刑折磨得溃烂，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她跑到西城边，敲开老乡刘万录的门，讨了双棉鞋。 怕连累人家，她穿上鞋扭头就钻进黑巷子。 可鹤立镇全是鬼子，她脚伤跑不快，最后被堵在一个厕所里，再次落进魔掌。 这一次，日军彻底疯了。 他们知道从这女人嘴里掏不出半个字，就想用最狠的法子让她闭嘴，顺便吓唬中国人。 他们把她拖到宪兵队院里的电线杆下，扒光衣服，用绳子死死捆住。 零下三十度的寒风刮过伤口，他们又泼上冷水，水瞬间在皮肤上结了冰。 刘翠花还在骂，声音嘶哑却字字带血。 日军官气急败坏，拿刀剥她的头皮，血喷出来糊住了她的脸，滴在雪地上，红得刺眼。 最后，他们豁开她的嘴角，割掉了她的舌头。 她发不出声了，喉咙里只剩下呜咽的怒气。 从深夜到天亮，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翠花的丈夫陈国兴在越狱时跑了出去，带着两个孩子躲进深山，可一个月后也死在了林子里。 日军抓不到他，就把他的两个兄弟抓去，用刺刀挑死。 一家四口，全没了。 这事过去80多年了，汤原县的史料里记着她。 一个普通的农妇，没读过书，不懂什么大道理，就认准“国没了，家也就没了”这个死理。 她做的棉衣暖了抗联战士的身子，她流的血烫了这片黑土地。 日本人以为杀了一个刘翠花，就能吓住所有人。 可他们错了，那天在刑场边上看着的乡亲，没人哭出声，但每个人都把这笔账记在了骨头里。 后来，镇上不少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连夜进了山，成了抗联的新兵。 那些剪不断的铁丝网，挡不住老百姓送粮送药的路。 出卖她的汉奸，没过多久就在恐惧里上吊死了。 当年下令杀她的宪兵队长，1945年日本投降时，也被愤怒的百姓堵在沟里打死了。 刘翠花没留下照片，可她那双瞪着鬼子的眼睛，比任何画像都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