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二年（1937 年）一月中旬，在本溪湖过完新年的我，再次返回了天津。那里依旧充斥着土肥原、田中等人，更不必说那些在他们手下效命的下层谋略军人们了，他们简直如同魑魅魍魉一般，潜伏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里暗中进行着煽动与破坏工作。而关东军或驻屯军则以此为借口，借题发挥、百般刁难。这行径简直与街头的地痞无赖毫无二致。无论是蒋介石还是中国民众，隐忍都是有限度的。一旦日本与中国全面开战，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必然会支持中国，这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论胜负如何，日本要以全世界为敌去打这场仗，实在是愚蠢至极。…… 就在这一年的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一接到消息，便立刻登上了司令部调派的汽车，与池田纯久参谋一起，迎着黎明前的夜色朝着卢沟桥疾驰而去。这一系列仿佛是将局势一步步拖入战争泥潭的序曲性事件，父亲都不得不去亲身经历。而在这些事件中，有许多是完全不为公众所知的历史内幕。当时的中日关系，往往是眼看就要达成停战协定了，却又在转瞬间再度爆发冲突，整个局势完全陷入了混沌动荡的胶着状态。 在这样的局势下，通州这座城市也开始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池田参谋向父亲下达命令，要求他立刻前往通州面见长官殷汝耕，敦促其倾尽全力维护市内的治安。在那个关头，倘若殷长官能当即察觉到池田参谋的深谋远虑，或许那场极其惨烈的事件就得以避免了。历史无数次证明，当缺乏洞察时局与英明决断智慧的人坐上了领导者的位置，因其愚蠢而招致的悲剧，其牺牲者往往永远是无辜的大众。遗憾的是，殷汝耕对当时的局势根本毫无认识。父亲在书中写道，对于这位长官政治嗅觉的迟钝，他当时感到彻底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同时，父亲也对军方竟然让这样一个庸才站在华北特务工作的最前线而感到无比愤慨。 父亲前往通州的时间是七月十二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爆发后不久。就这样，父亲被无情地卷入了那场令人毛骨悚然的“通州大屠杀事件”的漩涡之中。所谓通州事件，是指平日里对日本积怨已久的中国军队（注：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突然发动兵变，对居住在通州的日本人展开了一场不分男女老幼、几乎堪称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当时，母亲和我还在本溪湖由姥姥姥爷照顾，由于那不比现代这般通讯网络发达，祖父母和母亲完全不知道父亲所前往的通州正在发生如此惊天的大动荡。甚至到了我刚上小学的时候，通州事件依然频繁地成为大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从那些大人们的话语中所了解到的残虐暴行，让人每每听到都不禁想要捂住耳朵。在此，引述一段父亲在书中的记载： 我在特务机关遇到了一名奇迹般生还的男子，并从他口中听闻了特务机关被彻底歼灭时的惨状。 ──特务机关长细木中佐，在事发当晚正与两名从北京逃难而来的艺妓饮酒作乐。他让两个女人一丝不挂地侍奉在左右，就在他赤条条躺在床上睡大觉的时候被击毙了。特务机关本该是一个未雨绸缪、在危机发生前就采取应对防范措施的部门。可在如此紧要的关头，身为长官竟然还在与艺妓纵酒寻欢、荒淫同眠，也难怪敌人连这种规模的暴动都策划好了，他却还浑然不知。此前关于这个人的种种风流传闻，我也曾多次耳闻，但在冀东这样一个中方最视之为眼中钉的危险地带，军方竟然让如此德行的人担任特务机关长，军部难辞其咎！反观身在天津、连日来为了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及第二十九军首脑层周旋而竭尽全力的池田参谋，尽管他对中国事务的经验尚浅，却敏锐地预判到了冀东的危险，特意派我作为使者前去殷汝耕处示警。 而身为一地特务机关长，既没有先见之明，也未做任何事前部署，反而沉溺于酒色之中，这如果还不算日本高级军官的彻底腐败，那还能算什么？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怒不可遏。然而，更让我感到震惊、悲哀与激愤的，是反乱部队在牛羊屠宰场对日本人进行的大规模血腥屠杀…… 兵变部队将所见到的女性悉数强暴，遇到反抗者便当场射杀，手段无不用其极。他们用铁丝穿透了抓获的 380 多名日本男女的鼻子，如同牵拉牲口一般将他们强行驱赶到这座屠宰场。任凭这些无辜的人哭喊哀嚎、苦苦求饶，叛军们全当耳边风，挥舞着青龙刀将他们一人不留地全部残忍杀害。…… 这些是我当年从大人们断断续续的交谈中偷听到的惨剧细节：据说当时有几名女性，双腿被分别绑在两匹马的马蹄上，被战马一路拖行。到了某个地方，两匹马突然受惊朝着左右两个方向狂奔分离，被绑着的女性登时被活活撕裂。这场景光是想想就令人毛骨悚然、脊背发凉。直到今天，那在通州事件中被惨杀的 380 多条生命在临死前的绝望惨叫与恸哭，依然仿佛震耳欲聋般在我的耳畔回响，挥之不去。幸运的是，父亲凭借着奇迹般的机缘保住了一条命，逃了回来。我听说当时活下来的日本人总共也就六七个，而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听从了父亲的临机应变，杀出一条血路，九死一生逃到了日本守备队的驻地。如果在那一天，父亲也沦为了这场暴动的牺牲品，那此后母亲和我的命运又将会被抛向何方呢？
